長平觀察：「楓橋經驗」 習近平時代的Cosplay

（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周一（11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104個「楓橋式工作法」入選單位代表，要求他們堅持和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在此之前的9月20日，習近平在「楓橋經驗」的發源地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參觀了楓橋經驗陳列館。

據新華社報導，在當日舉行的「楓橋經驗」紀念大會上，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對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總結要點是：堅持和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

輿論認為，習近平由此釋放了重要的政治訊號。

「楓橋經驗」的Cosplay

「楓橋經驗」來自1963年，在浙江省寧波專區諸暨縣楓橋區產生的依靠群眾就地監督改造「四類分子」的經驗。按照中共官方學者的解釋，「楓橋經驗」誕生時的核心內容，就是通過基層黨組織發動群眾，對存在破壞行為和潛藏破壞活動的「地、富、反、壞」分子進行評審和說理，由群眾監督改造他們，不把矛盾和尖銳問題「上交」，最終把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改造成新人。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發動群眾斗群眾的「階級鬥爭經驗」。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跟中共歷史上很多「萬金油」政治口號一樣，「楓橋經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扮演的角色並不一致，有時甚至互相矛盾。

1979年，中共決定給地主、富農「摘帽」，以對「四類分子」進行群眾專政著稱的「楓橋經驗」，搖身一變成為「摘掉一頂帽，調動幾代人」、糾正歷史錯誤的「摘帽」經驗。

「六四」鎮壓之後，「維穩」成為中共主流口號。1991年5月2日，《人民日報》刊登報導，稱讚楓橋「依靠群眾維護社會穩定」。「楓橋經驗」成為「維穩經驗」。

2002年習近平從福建省調任浙江省後，又要拿「楓橋經驗」做文章。不過，「和諧社會」是隨即到來的「胡溫時代」主旋律。2003年11月，《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通訊《讓我們的社會安定和諧———浙江省諸暨市創新「楓橋經驗」紀實》。「楓橋經驗」又成了「和諧經驗」。

「和諧社會」掩飾的是全面維穩體系的建立。2008年已經是犯罪分子（根據法庭判決書）、任職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對「楓橋經驗」進行的總結是：堅持抓源頭、抓苗頭、抓基層、抓基礎，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把問題解決在當地、把隱患消除在萌芽狀態。

到了習近平時代，「楓橋經驗」先後成為「掃黑除惡」、「動態清零」的經驗。更重要的是，對這個歷史名詞的強調，展示了他「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重返毛澤東時代的「經驗」。

發動群眾斗群眾

這並不是說，習近平強調「楓橋經驗」釋放的政治訊號不重要。

11月6日的紀念會有一個很長的標題，叫做「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60周年暨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20周年大會」，刻意在毛澤東和習近平之間建立直接聯繫，儘管毛澤東「批示」的時候已是至高無上的獨裁者，而習近平「指示」的時候還是一個戰戰兢兢的省委書記。而且，習近平當時的講話，完全是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的語言，比如「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

從上述歷史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到，「楓橋經驗」不僅來自毛澤東時代，而且被歷代中共領導人繼承和實施。即便它不叫「楓橋經驗」的時候，「把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當地，解決在萌芽狀態」也從來都是中共維持統治的基本手段。無論是「四清」、「文革」還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無論是「計劃生育」、攔截上訪還是「動態清零」，都是上面一聲令下，下面「守土有責」，窮盡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本地化的「圍追堵截」。

其中最有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動員和利用群眾，無論是「文革」中的派系武鬥，還是當代的「朝陽群眾」舉報「間諜」，都是成功的「經驗」。

發動群眾斗群眾，這是「楓橋經驗」的核心所在。這並不是習近平的創造發明，但是他總是將中共統治最令人不齒的一面當作驕傲歷史來傳承。

「楓橋經驗」來自境外勢力

這裡不得不指出，動員和利用群眾並不是中共的發明創造，它來自居心叵測的「境外勢力」。儘管中國古人的治國理論也談到群眾心理，例如《論語》中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是作為大規模的政治實踐，則肇始於近現代的群眾心理學，例如雷朋的「烏合之眾」理論和賴徹的法西斯群體暴力研究。

雷朋認為，群眾習慣盲從，易於操縱，偏執、專橫而暴力。賴徹則根據佛洛伊德理論認為，群眾對領袖有性慾迷戀，領袖對群眾有催眠作用。法西斯動員理論，則將這些群眾的特性合理化和正當化，從而開展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到了列寧時代，保守的「烏合之眾」已經成為先進的「革命群眾」。

事實上，動員和利用群眾，幾乎是所有獨裁政權維持統治秩序的手段。從希特勒納粹統治的群眾舉報，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街頭狂歡，到東德史塔西檔案館留下的秘密檔案，以及一些亞洲國家實施至今的對女性自由的管制，都與中共的「楓橋經驗」互為表裡。

「楓橋經驗」的實質是破壞法治

「楓橋經驗」的實質是破壞法治。即便按照中國現有的法律體系，一個人從基層開始告狀，不服基層法院判決可以上訴到中級法院、高級法院，是正常的法律程序，並不是什麼給上級添亂，「把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當地」的要求是毫無道理的。

摧毀法治的群眾運動可以走到哪一步呢？

楊繼繩在研究「文革」期間的集體屠殺之後指出，文革期間集體屠殺的受害者不低於30萬。他對集體屠殺的原因得出結論說：「直接鼓動和組織大屠殺的是極權制度的基層政權，即縣以下的農村政權；制止大屠殺的是省以上的政權……但這並不能排除高層權力對大屠殺的責任。權力末梢橫行無忌，大屠殺暢通無阻，有著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意識形態根源。制度和意識形態是高層政權造成的。」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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