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執政下，中國經濟決策發生了致命變化？

（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將於10月24日在北京召開。目前外界關注的焦點是涉及未來人事變動的權力格局，以及中國經濟的下一步改革與轉型。

對於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諾頓（Barry Naughton）來說，這兩個問題是密切相關的。這位美國學者在一份關於"中央經濟決策"問題的報告中指出，"習近平顯著地將經濟決策從政府收歸於共產黨，自己對關鍵經濟政策進行最終拍板"。

大權集於一身 

在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他除了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外，還是"軍委聯指總指揮"（總司令），此外他身兼7個領導小組負責人的身份，分別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路安全和訊息化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以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

香港政論家林和立告訴德國之聲，習近平在經濟方面抓權表現很明顯。"在鄧小平、江澤民以及胡錦濤的時代，中國對於經濟方面的最高決定權在於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而從趙紫陽開始，該小組的組長通常是國務院總理。可是習近平在十八大上台以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組長就變成了習近平，李克強任副組長，這是一件事"。此外，新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涉及的明顯多是國務院總理職責，而組長也是習近平。

與此同時，他也提到了其他的一些事例。"今年5月8日，《人民日報》就經濟決策問題採訪了一位領導人，這位領導人沒有用真名，但很多人後來發現接受採訪的是習近平的最高經濟顧問劉鶴。在訪問中，劉鶴批評了國務院的經濟決策。"

林和立表示，目前中國經濟決策是兩套班子，"一套是黨為中心，也就是習近平，另一套是國務院為中心，也就是李克強，而主導權明顯在於習近平"。

為何會出現這種決策轉移？

符茲堡大學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費多麗（Doris Fischer）教授也觀察到了北京經濟決策方面的權力轉移，並分析了其背後可能的原因。

她表示，領導人換屆已經過去四年了，當時就很明顯，此前十年、十五年裡的中國經濟模式不可能持續，存在很多問題，需要改變。

"習近平塑造強人形象，一方面是出於權斗；此外，在過渡時期還能感覺到，國家本應該更多地關注那些需要管的事情，然而實際上，卻像以往一樣，管了很多本來不需要管的事情。……在換屆時，北京政府自己也深知，經濟體制存在問題，需要改革，認為需要更強的領導層、更多集權、更多管控，來解決問題。

費多麗表示，集權一方面恐怕並沒有解決問題，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自相矛盾的 "，她將些矛盾稱為"政治體制的代價"。

她在這裡舉了一個例子："（中央）說想在社會中大力鼓勵和支持企業界和創新，然而與此同時在另一些層面上，卻加強了黨對言論自由、媒體和教育體系等等的管控，這兩者在我們看來，並不相符、並不配套。"

重返毛時代？

在一些分析家眼中，習近平的執政充滿了"毛時代"色彩，北京的權力架構也很大程度上恢復了文革時期的"黨的一元化領導"。

在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看來，確實從各個方面來看，黨都加強了控制，也形成了黨在經濟領域的決策主導權。他對德國之聲說，"這個有向過去體制回歸的跡象，但不好說是'文革期間'。文革時黨主導一切，……那時候指導經濟工作主要是國務院和國家計劃委員會，而大躍進時期則例外，那時毛澤東拋開黨組織，經濟方面也是一切聽從他的指揮。現在這種情況很難說是黨的專政，而只能說是領袖專政，個人專政"。

談到即將召開的十八大六中全會時，林和立也表示，"中心就是擁護習近平"。"除了宣佈新的反腐敗舉措外，也會進一步鞏固習近平的核心權力。過去3年，常提到要遵守政治規矩，而什麼是遵守政治規矩呢？就是擁護習近平。還有一個新說法'不可以妄議中央'，主題就是要聽習的指揮，不允許批評習。"

中南海南院北院之爭？

在國務院總理的權力被限制、甚至被部分架空的情況下，外界關於習李不和的傳言不斷。《華爾街日報》今年7月曾報導稱，習近平與李克強之間的矛盾公開化。文章援引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諾頓稱，"李克強被放在了一個無能為力的位置上，而經濟決策已經完全被轉移到習近平手中，李克強對此一定不滿意，兩人之間的關係很難維系"。

香港學者林和立也認同這種觀點。他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提到："大約十天前，北京召開了一場很重要的關於國企、央企的會議，李克強因為正在澳門訪問而沒有出席。還有其他例子，很多重要的經濟會議都是李克強不在北京的時候，由習近平主持召開的。這不是尋常的情況。"

對於中國經濟和改革的影響

在經濟學者胡星斗看來，外面猜測"中南海南院北院有分歧，或者說，黨的系統和國務院系統有爭議，這個我們是無法確定、無法證實的，不過高官之間有分歧也是正常的"。他表示， 關鍵在於黨或者政府領導人是否懂經濟、懂科學規律、懂現代文明。

"我覺得如果這些他都懂，其實誰來抓都差不多。比如俄羅斯的體制、法國，還有美國，都是大事總統說的算。對於中國來說，沒有明確說是黨總書記說的算，還是國務院總理說的算，關鍵是誰懂經濟、誰能把中國經濟引導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胡星斗表示，就怕不懂經濟，最後把中國經濟越弄越糟，弄得社會民怨四起，這就成了真正的問題。

香港學者林和立的表述則更加直白。"（對經濟）影響當然是負面的。習近平個人對於經濟不是太熟，而且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傾向保守，而他在經濟方面也是比較保守的--因為要鞏固共產黨領導經濟的權力。在這個前提下，很難做出很多傾向於市場的改革。李克強主要是主張市場力量主導經濟發展的，這個習近平是不同意的。"

早在2015年3月，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就曾發表名為《在波浪中航行：中國轉型時期的經濟決策》的報告，稱習近平上台後的大權獨攬賦予了他推動改革的資源，然而這無法確保習近平和目前中國的決策者能在經濟波浪中穩步前行，而"習近平的這種集權與他所提出的經濟改革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矛盾"。

《華爾街日報》7月的那篇報導還援引中國國資委的一名高官稱，"上面沒有明確的指示"，"大家都等著看別人怎麼做"，結果是"無所作為"。而諾頓則在其報告中表示，習近平在經濟上的抓權"導致政策無法得到充分指定和落實，也導致政策承諾的不穩定、不一貫"，這讓地方官員在落即時過於束手束腳、謹小慎微。

林和立認為，上述說法"是很有道理的"。"這個對於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是很不利的，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上台4年以來，我們沒有看到什麼重要的市場化經濟改革。"

高增長不代表經濟健康

諾頓在報告中還提出，不清楚中國當權者用什麼樣的指標來評估經濟決策的，而年增長率不低於6.5%這樣"完全肆意的標準影響著經濟決策的品質"。

德國經濟專家費多麗也認為，特定的增長數字是很肆意的指標，並稱"這種肆意性也可以從這一點中看出來：中國政府每次下調經濟增長率是都只有0.5%。……如果有6.5%的增長率，這個增長就是健康的嗎？"她表示，很難衡量哪些是好的指數。從投資人、民眾、畢業生、外企等社會不同階層者的角度出發，看法也會不同。"

對於這個問題，中國學者胡星斗表示，"傳統來說，中國經濟決策的評價標準就是經濟增速、財政收入這些硬指標。現在，無論是中央還是國務院都試圖加入一些其他的考核指標。比如，環境、犯罪率、每萬人病床數、學生就業率等等，然而現實中很難確定這些指標是否真被納入考核中、得到落實。因為中國缺乏行政公開、施政透明的制度，也缺乏媒體監督問責制度"。

費多麗則明確指出，對於中國國內的經濟氣氛而言，GDP數字是一個比較差的指標。"對於（好的）氣氛而言，重要的是人們敢於投資，敢於進行創新，敢於去消費，不把錢轉移到國外，相信體制會保持穩定。目前，中國國內的氣氛很糟糕，要比GDP的數字糟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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