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律師江天勇面對當局"騷擾"決不妥協

維權有風險，律師被"騷擾"

2010年9月15日凌晨零點三十分，江天勇律師通過《中國公民維權聯盟》發布了致北京市公安局長的一封信，講述了事件經過並要求北京公安局保護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在此之前，江天勇在推特上發布、也通過另外一位律師梁小軍轉發自己及其家人被嚴重"騷擾 "的情況。

德國之聲電話採訪了江天勇律師，瞭解到"被騷擾"經過：

9月7日18時許，江天勇被北京市海淀分局國保找"喝茶聊天"，提示境外媒體可能要採訪北京愛知行研究所維族項目的目標人群及外展情況，提示他接受境外媒體採訪會有"風險"；

當天，江天勇發現郵箱被入侵，丟失部分郵件；

9月9日，江天勇參與的河南維權人士田喜一案的代理律師梁小軍，接到簡訊威脅。

9月11日下午15點點40左右，江天勇在住宅小區附近被人跟蹤，小區監控系統拍攝到跟蹤者。

9月14日，江天勇的太太下樓外出，發現自行車又被人加了一道鎖，晚上21點回家時發現門無法打開。

9月14日，不明騷擾再次升級，對方啟用中國特有的"電話呼死"系統連續拔打江天勇電話近四個小時，9月15日，這一騷擾形式再現，持續近三個小時。

種種騷擾，已經嚴重干擾到江天勇一家的正常生活。在德國之聲電話採訪江天勇時，他告訴記者：雖然家門現在已經能夠打開，門鎖也沒有被破壞，但感覺門是被打開過的。

電話威脅、跟蹤、潛入住宅，似乎只是在電影中看到的情節，而現今，江天勇強調：這是一種光天化日下的威脅。誰躲在陽光的背後布控這一切？

江天勇：對我的威脅，實際上是對中國公民社會的打壓

關於這一切背後的原因，江律師對德國之聲說："我覺得原因可能有幾個，因為他們現在動用的資源不是派出所和分局這個層級能做這樣的事情的，至少是北京分局國保總隊這個層級才能做這樣的事情，所以我想他們這麼急切的在威脅我，可能出於急於讓我停手的目的，我的分析：一個是愛知行這邊（註：愛知行是北京一家活躍的NGO組織，為中國政府重點打壓的NGO對象），耽誤了他們打擊消滅愛知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最近田喜的案件，使得人們再次聚焦當年的血漿經濟和血禍，而這些是不能提的，因為涉及中共現任高官，我覺得可能最關鍵是這兩個原因，另外一個有可能是涉及到新疆的問題，因為我們關注維吾爾族人的權利。"

江天勇認為，這樣對他個人的打壓，也是對公民社會的打壓，"我把現在中國的公民社會看成兩大塊，一個就是維權律師，或是以維權律師為核心的這種維權活躍人士，另外一塊兒就是NGO,而我現就是跟維權律師這一塊關係比較緊密，同時又在NGO，而且又是最堅定的NGO裡面（註：此NGO指北京愛知行），所以他這種打壓有雙重作用，既打壓給NGO看，也打壓給維權人士維權律師看，他們希望起到一個恐嚇的效果。"

江天勇指出，國內的維權律師受到的威脅越來越厲害，打壓越來越肆無忌憚，"我所遭遇的事情，明眼人一眼能看出這不是哪一個壞人，哪一個流氓，哪一個黑社會做的事，一看就是政府在裡面做事，這樣的話，我覺得他們太猖狂了，這樣下去，完全是政府黑社會化了。"

他希望這種狀況能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這樣下去的話，要麼維權人士被他們打掉，要麼維權人士退卻，中國向什麼方向去，這個情況這個遭遇，恰恰讓我認為，這種情況必須改變，我決不會就這麼妥協，我只強調，眼前的情況必須得改變。必須讓更多的人認識到沒有改變，我們在中國生活就沒有任何的安全。"

國際特赦組織：維權律師幫助很多人在中國得到正義

江天勇"被騷擾"事件發生後，國際媒體表示關注，國際人權機構也開始介入此事，德國之聲採訪了國際特赦組織亞太分部副主任Catherine Baber，她說："在這個案例中，江天勇是中國為數不多的敢於接手人權案件的律師之一，他經常受到騷擾，被問話、被監視，導致他們不能完全充分履行律師職責，很多年來我們已經觀察到這些律師的處境和他們的遭遇，關於這個問題，國際特赦組織已經發表了好幾次報告，要求中國政府允許這些律師，充分利用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法律體系，使更多的人在中國得到正義，以減少人們的不滿，尤其是對於政府暴力行為的不滿，不幸的是，這些律師不但受到騷擾、被監視、甚至被吊銷執業許可，有些是永久的失去了執業資格，特別是為那些被認定為非法團體成員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比如為法輪功成員、或者西藏支持者做辯護的律師，他們受到非常嚴厲的打壓，這一切都使得在中國從事為人權辯護的工作非常困難。"

早在北京奧運開始前，就有關於中共維穩四個主要對像是上訪人員、維權律師、NGO工作人員和媒體記者的說法。律師特別是維權律師作為中國公民社會成長中非常重要的推動力量，他們的處境也凸顯了中國公民社會成長的困境。

作者：吳雨

責編：謝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