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歷史的不同後果

（德國之聲中文網）台灣和香港都經歷長時間殖民，同樣有著久遠的中華文化、得益於殖民主義引入的現代制度，亦受到崛起中的中國進逼和控制。台灣的本土意識（作為台灣人）推動了1980年代民主化，而民主化倒過來又加速政治體制本土化，兩者相輔相成。為什麼香港這邊不一樣？香港《明報》刊發袁瑋熙、何雪瑩對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吳叡人的訪問。

吳叡人指出，台灣島嶼長期位處不同殖民帝國的邊緣，受強權壓迫，從日本殖民時代到戰後國民黨政權一直如是，令"台灣人"漸成一股抵抗強權的力量。台灣這種本土，很早就是一種與中國割裂、以台灣為共同體的論述。他說，"跟香港不一樣，台灣從來沒有發展出很強的中國民族主義"。日戰時期，台灣民族主義是在中國拋棄和日本殖民下為了自救產生的。

訪問者認為，英國人殖民香港時實行"善治"，對本土文化盡量放手不管，相對自由地容許多元本土的生成。香港人身份走向政治化是相當新近的現象，這種身份認同是在一方面英國離開香港、另一方面中共以國族作為統治手段底下逼迫出來的。吳叡人說，普世和本土其實並非水火不容，香港要發展一套有道德承擔同時有現實面向的本土論述，當務之急是理順它們的關係。他說，"如果中共在香港大量移民，就會把香港變成第二個巴勒斯坦，非常激烈"，"把香港中國化，這只會激起更激烈的香港本土主義。現在已經這麼多摩擦，不就是二二八前的狀況嗎？"

殖民歷史的屈辱後遺症

8月15日，印度人舉行活動紀念印度獨立日。下個月，中國人也將紀念 "九一八"國恥日，隨後將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波士頓大學國際關係助理教授曼賈裡•查特吉•米勒(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這些紀念日讓我們記起，這些國家不單單是未來的超級大國，更是曾遭受創傷的強大民族。這些創傷的過去定義了他們今天的身份，在他們感知外部世界的方式上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米勒指出，儘管兩國經歷的歷史迥異--在印度是持續不斷的殖民統治，在中國是步步蠶食的外國控制--兩國歷史教科書對歷史的認識卻有相似之處。兩個富饒而輝煌的文明國家蒙受屈辱，國格淪喪，它們丟失了國土，國界被重新劃定，人民被迫忍受野蠻的暴行和苦難。重劃邊界遺留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對於它們認為是因殖民統治而"失落"的領土，中國和印度的固執立場廣為人知。不過在殖民時期以前，兩國的統治者對主權卻有十分靈活的觀念。

米勒說，對這兩國的任何一個，殖民主義歷史都無法簡潔地加以概括。英國在印度的專權統治確實產生了一些看得見的好處，比如這個國家的鐵路系統。但不久前，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斗膽提及了這一點，卻遭到了印度媒體的口誅筆伐。而冷靜的歷史學家會指出，中國現政府主張其疆界繼承自清王朝，但這些中國最後的帝王並非漢人--他們是滿族殖民者。

日本侵華與中共顛覆政權

對於中國的抗日戰爭，毛澤東一直讓人民相信中共是是抗日的主力。政治學者蘇賡哲認為這十分詭異。他在本周在溫哥華《星島日報》撰文說，新近整理的材料可以進一步證實毛澤東對日軍侵華真誠的謝意。

蘇賡哲說，毛澤東在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會見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等時，以及其他場合，都曾感謝日本，甚至遺憾日軍太早投降。他說："'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學習數據》(1957至1961，北京清華大學，頁260)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廬山會議實錄》，則記載著毛澤東所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愈少愈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是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蘇賡哲說，對南京大屠殺發掘出很多史料的張純如女士生前到訪多倫多，他曾出示一冊山東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歷史大事紀年》，書中以編年形式記載從遠古到中共建政為止的歷史大事，卻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在大屠殺發生期間，它記載的是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甚麼報告等。這顯示中共所施行的教育是黨高於國，黨比國重要。

蘇賡哲披露說，他在撰寫《郁達夫研究》時，對潘漢年發生很大興趣。潘本來只是創造社藉藉無名的小夥記，投身中共後，很短時間就成為中共文藝界負責人之一，更傳奇的是他進一步又成為中共情報頭子之一，在抗戰期間，以向日本提供國民政府的情報，成為日本岩井機關的合作人。蘇賡哲說，潘漢年資料陸續曝光，也旁證了中共勾結日本顛覆本國政府的真相。

摘編：張平

責編：謝菲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