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特菲林拉開批判資本主義的序幕

「我們的批評正是針對那些國際資本強權，針對只顧暴利、全盤經濟化的短視做法。「」國際化的盡全力的贏利戰略從長遠看損害我們的民主建制。「」對國家的懷疑是一條歧路。對國家的蔑視是一種危險。現代國家正是民主理唸成為可行的前提條件。「」有些金融投資商們從不考慮人的價值，不考慮他們正在毀滅人的工作位置。他們不帶名稱，沒有面孔，象害蟲一般撲向企業，挖根殘食，最後一走了之。」

這些言辭讓人產生回到德國60年代末學潮時代的幻覺。那時說這些話，能換來全場觀眾的歡呼。那麼，40年代後的21世紀，作為德國社民黨主席的明特菲林重複過往的陳詞，樹起批判資本主義的大旗，又有哪些現實意義？

今年11月，社民黨將召開黨代會。對重提國家的職能、批判資本主義的某種缺乏人性，本來是要寫進社民黨的原則綱領中的。但明特菲林有些等不及了。等不及的原因是德國公民對社民黨執政的信賴程度一降再降，以致到了歷史最低，這對5月22日北威州州議會選舉極其不利。按照目前的民意測驗，社民黨執政了近40年的重鎮已失落無疑。而北威州的失陷，又會把厄運繼續帶給2006年的聯邦議會大選。社民黨內部焦躁不安。

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明特菲林要完成的第一目標是實現全黨的團結，而實現團結的唯一途徑是發出向左拐的口令。

社民黨是太偏右了嗎？1999年5月，施羅德執政剛剛半年，便和英國首相布萊爾弄出一個「施羅德－布萊爾文件」。文件主要有兩名作者，其一是布萊爾的顧問，現任歐盟貿易委員的蒙德森(Mandelson)和施羅德當時的總理府部長洪巴赫。這兩人在文件中這樣寫道：「歐洲社會民主經常忽視一些對公民來說重要的價值，比如個人成就、企業家精神、個人承擔的責任與付出的努力，而過多地追求安全感。」這份文件中類似的言辭比比皆是，這大大刺激了德國傳統的社民黨人，他們接著開始了對這份文件的全面圍攻。不過，到了施羅德第二執政期時，這份文件還是得到了悄悄的貫徹。

只是，施羅德從此與靠之起家的社民黨系下了冤結。他當選黨的主席和再度連任總理，要歸功於社民黨當時實在找不到替代施羅德的人選。他奉行的改革路線，始終得不到全黨的一致支持，恰恰是改革中的不得志者，多半是社民黨多年來的衷實支持者。當施羅德同社民黨之間的縫隙即將發展成鴻溝的時候，他卸下了黨主席的職務。

平心而論，德國開始的所謂改革同東歐任何一個國家相比，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對以往制度的小小更正。但即便是這一小小的更正，卻也打擊了一大片，其中很多是社民黨選民。

明特菲林年長於施羅德，算不得是施羅德的接班人。他是戰後廢墟上長大成人的一代。他深知，德國必須發生深刻的變化，才能保住這個福利國家的核心。如果仔細聽，這一思想貫穿於明特菲林所有演講的始終。然而，站在社會黨大會的講台上，他有責任，也有義務，向全黨傳遞溫暖。

明特菲林4月13日的講話很長，有些內容同紅綠執政的現實政策也相當接近，有些字句甚至又讓人想起「施羅德－布萊爾文件」：「國家的作用可以消失，如果這是負責的行為；國家的作用必須加強，如果這有必要。」但這些詞句被同反資本主義言論遮蓋，沒有受到人們的重視。

緊接著，德國掀起了一場有關資本主義的大辯論。辯論中，社民黨基本一致地站到了本黨主席的身邊，以搖旗吶喊相支持，左派自不待言，就連以務實著稱的經濟部長也聲稱同明特菲林的觀點一致。德國福音新教理事會主席胡伯爾以及天主教柏林教區大主教斯台爾辛斯基也都稱讚明特菲林的演說非常成功，非常正確。「如果當年耶穌也小心翼翼地傳教，今天就不會有這麼多人閱讀聖經了。」斯台爾辛斯基這樣說。

德國反對黨領袖、基民盟主席梅克爾卻不這麼看。她對媒體說，社民黨進行的不是辯論，他們是在絕望地迴避德國500萬失業者這一中心問題，轉移人們的注意力。漢莎航空公司監事會主席威伯爾甚至威脅道，如果社民黨籠統地反對資本主義，他將辭去德國政府委任他的「政府外來投資專員」一職。

德國金屬業僱主協會警告社民黨不要改變現行改革路線，「不要將德國孤立於全球化的世界，締造出一個灰乎乎的前東德來。」德國工業協會主席圖曼承認有些企業裁員時不考慮社會責任。不過，他要跟施羅德總理就資本主義一事進行「特別明確」的交談。保時捷總裁威德金(Wiederking)表示理解明特菲林，「如果教皇說這樣的話，大家都會以熱切的眼光盯著他，支持他。」在他看來，一些企業主在資本和工作之間的確沒有找到平衡。

轉載或引用務請標明「德國之聲」
本站網址：www.dw-world.de/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