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年：鬥爭還在繼續

（德國之聲中文網）1966年夏爆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過去五十年後，中國社會依然還未就如何評價毛澤東發動的這場群眾運動取得共識。1981年，中國共產黨曾試以「十年動亂」、「為黨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評語，為文革蓋棺定論。但時至今日，中國社會尤其是在網路上，贊成派與否定派之間的爭論依然針鋒相對，非常激烈，依其所持看法，主要可分為四個思潮：

1. 流行很廣的觀點是：文化大革命持續性破壞了中國（儒家）文化，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今日中國的貪婪腐敗、道德敗壞風氣，其根源也在於文化大革命所導致的「文明斷層」，因為毛澤東號召工人、學生起來造權威的反。當年「瘋狂」的例子，譬如有1966年8月中學生活活打死老師、中國的部分文化遺產被砸毀等。這種觀點認為，毛澤東只是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才發動文革的，他別有用心地利用了年輕人，這樣的歷史決不能重演，因此，維護穩定對中國具有核心意義。
2. 一派很具影響力的自由知識分子對文化大革命持全盤否定態度。他們認為，不過作為非計劃中的副作用，黨組織曾一度陷入癱瘓，使許多人醒悟，開始批判性思考。在「人民文革」（1966年秋至1967年1月）期間，在政治上、社會上被邊緣化的群體在短時期內得以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最後，在失望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群體中，形成了批判性思潮，他們一開始是在地下討論自由理念，對黨的官僚統治提出質疑。1979年「北京之春」、1989年學生運動的思想起源就在於此。
3. 新毛派則認為，中國1978年後的發展證實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毛澤東調動了人民的積極性，與腐敗的「官僚階級」作鬥爭，以防中國變成資本主義。他們深感遺憾的是，由於文化大革命失敗，這些「官僚階級」時至今日一直在掠奪工農。新毛派中的極端者認為，發動一場新的文化大革命，動員人民反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拯救中國的唯一出路。
4. 由學界主導的「新左派」並不希望重返毛澤東時代，不過他們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是導致知識分子對新自由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沒有批判能力的原因之一。他們認為應該批判性地看待並重新采納當時一些積極正面的做法，如工人參與管理（比如鞍鋼憲法）、民眾的高度政治化以及衞生政策和教育政策的社會公益取向等。

黨的領導層以及部分民眾卻以維穩為名，不希望就文化大革命展開公開討論。對文革的正面回憶受到壓制，但自認為是文革受害者的群體也不應自由發表言論。不僅是當時那些遭受迫害的精英感覺受到了不公待遇，就是許多當年響應毛的號召起來造反的左派人士在1968/69年軍隊接管維持秩序後也鋃鐺入獄。今天若就文革展開公開討論，可能又會重新揭開老的傷疤。

1966到1968年間的文革之所以很具爆炸力，主要是因為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與民眾中的社會衝突結合了起來。就在中央主席毛澤東針對國家主席劉少奇開展鬥爭時，工廠、院校的群眾分裂為敵對的派別，誓不兩立，互相爭鬥，有些甚至不惜動用武器。縱觀今日網路上老文革及新文革贊成派和反對派之間的論戰，不難想像，他們很可能會大打出手。其口誅筆伐對方的氣勢，絲毫不亞於當年的紅衛兵。

參與論戰的，不再光是那些時代見證人，繼續他們往昔的爭論，而且還有對黨持批評態度的自由派和左派人士。這些人借助過去，對當今的體制提出批評。其中大部分人都對文革的反官僚主義想法表示認可，只有小部分人對當年虐待老師、破壞文物進行辯護。較新的一個現象是，新毛派主要是在年輕人、在大學生中得到很大反響，而不僅僅只是在被解僱的國企工人、昔日的造反派和退休的老幹部中受到歡迎。

以習近平為首的領導精英主要來自曾受毛所發動的反對黨官僚體系鬥爭的衝擊、1978年以後支持改革開放政策的老幹部家庭。習近平試以工具化利用毛的某些方面如很具誘導性的雄辯修辭，為其反腐運動服務。但像文革早期即1966/67年期間那樣的群眾自我組織起來，向當地黨的機構組織造反的現象，習近平及其同志們卻很害怕出現。黨的領導層很清楚，除經濟增長以外，保障穩定是其最重要的合法性依據。

不過，對毛澤東最後一次革命的意義的討論，其激烈程度表明，他1966年憑「造反有理」這句口號所釋放的幽靈，還遠未得到安寧。其核心問題，即「官僚階級」不受監督地統治整個社會這個問題，迄今沒有得到解決。中國社會要想認真反省思考過去，就避免不了也要談及當代的種種不公。

Felix Wemheuer（中文名：文浩）是德國科隆大學東亞研究所現代中國學教授，著有一本2009年出版的毛澤東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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