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融入史:德語專業學生的乾裂嘴唇
2018年11月25日(德國之聲中文網)我讀大學的時候,北大西語系包括英、法、德、西四個專業。記得我們經常受到英、法專業同學的排擠:"你們的嘴唇怎麼那麼干,肯定是因為德語發音折磨的";或者,"你們已經有抬頭紋了"。一照鏡子:他們說的是真的!
對第一個現象,我的解釋是:德語確實不像英語和法語那樣柔和。比如眼睛加定冠詞,德語是"das Auge",說話的時候兩個單詞涇渭分明;說英語"the eye",兩者就合二為一了。法語也差不多。這使英、法兩種語言給人流水般的感覺,而德語則好像是四方形的。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歐洲語言說起來都比較費勁,因為與中文差異太大,而說四方形語言的時候,嘴唇往往更加收緊,很快便顯乾燥甚至出現裂紋。
由於我對德語有過一聽鐘情的經歷,所以我的意見可能不太客觀。在我看來,一字一頓的德語有一大好處:便於聽懂。1985年,當我們一邊聽德國之聲播出的德國總統魏茨澤克紀念二戰結束40周年的講話一邊將其翻譯成中文的時候,我不僅感謝魏茨澤克清晰而完美的發音,也慶幸那些德語單詞不彼此擁抱,讓我們這些非母語者雲裡霧裡。嘴唇乾裂的問題可以通過多喝水的方法得當緩解。
難嚼,但是好吃
抬頭紋就比較難對付了。德語的抬頭紋其實更確切:Denkerfalten(思想家的紋路)。德國是思想家的國度,德國文學因此富於哲理性和抽象性。這使德國文學作品難免顯得晦澀。比如歌德的《浮士德》就是一部哲學性的詩劇。讀《浮士德》自然比讀《簡愛》要吃力。不過如果堅持下來,你會因為讀到許多膾炙人口的警句而驚喜連連。它們相當於撫慰乾裂皮膚的唇膏。《浮士德》裡面還"隱藏"優美的愛情詩篇,比如"紡車旁的格蕾琴"。
舒伯特在1814年為這首詩譜曲。因為有這位天才作曲家,很多德語的詩歌一般人都不再朗誦,而是歌唱,比如歌德的那一首《野玫瑰》。北大教授嚴寶瑜曾用渾厚的男中音給我們唱這首歌,對此我記憶猶新。
有人認為,由於德國長期處於諸侯割據的狀態,加上日爾曼人的市儈性格,使德語缺乏幽默和魅力,因此天才的德國人逃進抽象的領域 -成為哲學家或音樂家。我的觀點正好相反。我認為,是因為德國人特別擅長哲學和抽象思維,才使德國成為一個思想家和音樂家的國度。這也使得文學家、哲學家和作曲家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比如誰能否認貝多芬《海利根施塔特遺書》的文學價值?貝多芬是在預感到自己將全聾的絕望中給兄弟們寫了這封信的。我曾經參觀過貝多芬寫此信的書台,並誠惶誠恐地回憶起我們當初翻譯這篇文章的艱難。嚴寶瑜教授大概是想煞一煞我們的傲氣,給了不少同學不及格的分數。
讀過尼采嗎?
出於上述原因,我們在北大讀德語語言文學的時候,也對作曲家和哲學家傾注了心血。尼采對三個頭銜都當之無愧。他當然首先是哲學家。但在主張"推翻一切價值"之餘,尼采還寫詩、譜曲。《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就是用詩體散文寫成的。
上世紀80年代中期,讀尼采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時髦。因為在幾十年封閉之後,西方哲學曾風行一時。另一個原因也許是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正處於懷疑一切的時候。讀尼采的年輕人在同齡人當中顯得很牛。
不過,這似乎不是選擇女友的關鍵。當時一個其他專業的對我關注已久的男同學來到我的宿舍,發現我的桌子上擺著尼采和"浮士德"的原文,臉上一陣發白,後來就再沒有露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