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移民峰會之二：德國爭取高級移民還須改進

誰要想作為尖端人員到德國來工作與居留，他（她）必須有足夠的韌性。來自印度的IT專家薩瑪特抱怨道：「聘用承諾書先送交德國駐印度的領事館，然而送往德國的勞動局和外國人局，最後返回德國駐印度大使館。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個半月。」

加瑪特在一個印度軟體公司在杜塞道夫的子公司工作，他指出，假如在德國勞動市場上找不到高品質的求職者，而對外國尖端人員的需求由於官僚主義障礙而不能在短期內得到滿足，訂單就會失去：「顧客不會等待三個月。優秀員工應該在顧客需求的情況下能夠得到，而且要盡快。」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負責德國大學優秀後繼人才的勒娜特.克呂瑟納指出：「我們當然有對外國尖端人才的需求！我們從博士生培養中就可以看到這一點，在有些專業領域我們根本就沒有足夠的德國畢業生。我們在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和工程學的一部分領域就缺少後繼人才。」

社民黨內政問題政治家迪特爾.維費爾施皮茨認為，在圍繞最佳大腦的爭奪中，作為科技和經濟發展地的德國太掉以輕心了，「要認識到，這些人到我們這裡來是成全我們。別把事情看反了。」

維費爾施皮茨要修改去年1月生效的新移民法。原因是：實施新法一年後回頭看，這段時間裡引進的尖端人才與在此之前推行綠卡政策時相比，減少了一半。他說：「在爭取最高級人才方面我們跟許多國家在競爭。假如說，到頭來只有幾百個這種品質的人到我們這裡來，這就表明了，我們做出的規定太小心謹慎，太官僚主義了。」

當時綠卡時期，高級人才的入境速度是很快的，不官僚的。那時外國高級申請者只須等待一個星期。那是在前總理施羅德治下的紅綠政府於2000年按美國的榜樣作出的規定。在頭幾個月裡，就有1萬多名IT專家進入德國。但在所謂的「點com危機」發生後，新技術市場一時崩潰，不再需要外國軟體專家。

然而，波昂勞動介紹所的克勞斯.舒爾德斯堅持認為，那時的綠卡制是德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這個程序史無前例地突破了到那時為止有效的德國勞動批准法規的哲學。我想說：最佳的勞動權批準是，根本就不（用）批。2000年，我們首次塑造了一個邀請式的勞動審批程序。」

2005年1月，新的移民法取代了綠卡制。這個措施雖然為來自第三國的高素質人員打開了通往德國勞動市場的大門，但卻不能稱之為邀請式的，尤其在家庭成員入境這個問題上。印度專家加瑪特說：「一個同事的夫人在印度一家跨國銀行有國很棒的工作，她甚至擁有商業和行政管理的碩士學位。但是在德國她不可以工作。她的居留許可是跟她的丈夫拴在一起的。持這種簽證，她自己就不能工作。」

在德國，配偶要等待很長時間才能獲得工作簽證。許多人就會因此而到別的國家去，在那裡就要容易得多。加瑪特說：「我在英國工作過兩年。我在兩三周後就得到了簽證，而我的太太也可以工作。」

語言也是導致專家們更願意去英國或者北美的原因。加瑪特說：「假如我們問我們的同事：你想不想到德國去？他們會說，不，也許。假如我們問他們想不想去美國，那是沒有人會說不的。」

國際人事咨詢公司基恩鮑姆的塞爾吉.弗朗克認為，要到沒有尖端人員會對到德國來說不的那天，道路還很遙遠，「就像請個人到家裡來，房子裡不漏水，不錯，但我們還缺暖氣。這幢房子是吸引人的，就像德國是吸引人的一樣，但要贏得客人，我們還要做一些事情。我希望，人們能夠拿出更大的熱情來，拿出好主意，好方案，把德國的吸引力進一步加大。「

內政問題政治家維費爾施皮茨認為，應該承擔責任和義務的是政界，而不是經濟界，「我覺得我們德國的企業需要改進的地方較少，而我們的官僚們有很大的改進必要。我們在今後幾周裡要好好談談這個問題。」

Sandra Hof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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