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理想主意者在「新中國」

耶娃的一生

一次大戰剛剛結束的時候，有一天，一個德國小姑娘收到了一份生日禮物。那是一個郵包，上面滿是外國的郵票和紅印。郵包裡有一本書和一封信。信的落款是「中國皇帝」。他在信上說，他看到小姑娘的照片以後，愛上了她，並正式向她求婚。不過，現在她年紀還太小。在與她成婚之前的這幾年裡，她可以借助隨信附上的這本書來學習中文。小姑娘一整天都沉醉在幸福當中。可惜的是，當天晚上，小女孩兒的美夢便告破滅。原來是長她十歲的哥哥同終日沉迷於童話世界的妹妹開了個玩笑。

誰想到，這個玩笑竟成了耶娃一生的預示。中國果真成為她的第二故鄉。只是她患難與共的丈夫不是中國皇帝，而是現代中國一位知名的詩人和革命家。

1911年11月，耶娃－桑德貝格降生在佈雷斯勞一個德裔猶太醫生家庭。她只有11個月大時就失去了父親。30年，積勞成疾的母親也離開人世之後，耶娃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投靠已成為知名音樂家的哥哥，並因此幸運地逃脫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

30年代初的瑞典，很多年輕人對毗鄰的蘇維埃共和國懷有無限的新奇和好感，去蘇聯讀書、旅遊成了時髦。哥哥赫伯特看出了耶娃對蘇聯的神往，於是在耶娃23歲生日的時候，把去蘇聯旅行作為給妹妹的生日禮物。對耶娃來說，這成了決定她一生命運的旅行。

在莫斯科，耶娃結識了一位蘇聯作家。他被耶娃希望瞭解蘇聯的熱情所感動，讓秘書帶耶娃去領略黑海沿岸的秀麗風光。60年後，耶娃對德國電台談起當時的情景仍然恍如昨天：「我和他去了黑海，結識了我後來的丈夫。那是蘇聯作家協會在黑海邊建的一座小房子，平台就對著大海。我被帶到一張桌邊。那裡坐著一個中國人，他是我生平見到的第一個中國人。他看上去非常年輕，那時他已經38歲，可看上去象25歲。我們一見鐘情，從此開始了我們48年的共同生活。」

那位愛上耶娃中國人便是才華橫溢的詩人、作家、毛澤東的同窗好友蕭三。耶娃從蕭三那裡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並瞭解了中國革命的情況。1940年，耶娃追隨蕭三到了中國的革命聖地延安。一貧如洗的共產黨人苦中取樂，時常舉辦舞會，耶娃還曾經與毛澤東共舞。在延安，蕭三夫婦的第二個愛情結晶降生，取名維佳。

戰爭使耶娃與蕭三的短暫分手變成了5年的音訊全無。耶娃帶著兩個孩子在哈薩克斯坦的冰天雪地裡為生存而掙扎。耶娃曾經就讀於慕尼黑和柏林的攝影學校。於是攝影變成了耶娃母子三人的救命稻草。在這5年裡，耶娃有一次差點兒死於傷寒。

1949年，蕭三將耶娃和孩子們接回北京－當時還叫北平。在百廢待興的新中國，耶娃深深受到那種奮發向上的氣氛的感染。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耶娃將攝影機的鏡頭對准普普通通的中國人。她想用這些照片在她心愛的中國和她難以忘懷的歐洲之間架起一座橋樑。耶娃成了新華社正式的攝影記者。後來，她又與東德國家電視台簽約，定期為他們提供有關中國的報導。

6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5周年之際，耶娃背著像機，踏上去中國南方的旅途：「1964年夏天，我去中國南方採訪報導6個星期。那是中國建國後的第15個夏天，又是一個振興之年，你處處能感受到社會的進步。民眾情緒高昂，大家都學習毛主席語錄，並運用於自己的實際生活。無論是工廠、農村還是學校，到處都是欣欣向榮的氣象。特別是乘火車回來的路上，一切都是那麼美好。我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我早就打算申請中國國籍，這一次旅行促使我最終下了決心。我不久就得到了中國國籍。當我想現在一切都會變得更好時，生活卻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

耶娃和蕭三都未能逃脫文革帶來的厄運。67年六月，夫婦倆被以外國間諜的罪名雙雙投入監獄。耶娃被單獨囚禁了7年。開始的時候，她堅信這是一場誤會。過了一年之後，她轉以「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面對鐵窗生活：「當然我知道這一呆可能就是好幾年，誰也說不清楚。人可以習慣一切，我也漸漸習慣了監獄裡的生活。我說不清我的動力從何而來。我有一個丈夫，我有孩子。我知道，我的孩子永遠不會放棄我。那麼我還有什麼理由不好好地活下去呢？我堅信，惡劣的年代總會過去。我對自己說：這樣不用四處奔波、不用掙錢養家的日子也是難得的機會，我應當利用這段時間來好好學習。」

於是她決定利用監獄中唯一的讀物 － 「毛澤東選集」來學習中文。

七年的監禁摧毀了蕭三的健康。出獄後的大部分時間他是在醫院渡過的。1983年，蕭三與世長辭。患難與共近50年的伴侶永遠離去，這對耶娃的打擊是可想而知的。天生的樂觀和閒不住的性格使耶娃沒有從此一蹶不振。年逾古稀的耶娃開始周游世界，舉辦關於中國的攝影展覽。

西方出現中國熱之後，媒體對耶娃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她的自傳「中國－我的夢想，我的生命」就像她的攝影作品一樣，讓西方更多的人認識中國，瞭解中國。她在五、六十年代拍攝的大量表現普通中國人的照片已經成了珍貴的文物，因為在那個年代，幾乎沒有外國記者對中國的日常生活投以如此多的關注。很多看了因為攝影展覽的人都說，這才是真正的中國，永恆的中國。

耶娃說：「我熱愛中國，就像愛一個人一樣。人無完人，中國也有很多應當批評的地方。我也批評中國，但這並不妨礙我對中國的愛。中國給予我力量。我所做的一切，我的攝影，我的寫作，大多都與中國有關。中國是我生命力的源泉。」

2001年11月8日，耶娃在北京的寓所渡過了90歲的生日。當時，疾病的折磨已經讓她的樂觀主義連同她的生命力一道漸漸消失。她的兒子們沒有告訴她已身患癌症。生日過去三個星期，耶娃便平靜地離開了人世。世界上又少了一位20世紀歷史的見證人。

80年代之後，耶娃多次在西方逗留較長時間。她經歷了冷戰的結束和共產主義模式在全球範圍內的失敗。與耶娃共同生活時間最長的二兒子維佳對本台記者談起她母親對共產主義的理解：

「大概是她小的時候讀童話故事非常投入，那些德國童話故事中的基本傾向，王子，公主，經過很多戰鬥，經過很多磨難，最後終於勝利了，人民幸福了。這樣幾乎是一個潛在的公式，在她的一生當中始終起作用。一直到去世的時候，她還堅信她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堅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但是她對共產主義的瞭解還是以她的童話故事為前提。她相信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正義的社會，是大部分人都幸福的社會。我覺得她對共產主義的理解也帶著很大的童話色彩。所以我想她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政治家，一個共產黨員，她從來也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而是一個普通、善良的婦女相信未來的社會是大多數人民幸福的平等的社會，這個概念的共產主義。」

魏露詩的中國夢

與其說耶娃是個共產主義者，不如說她是個理想主義者。30年代初，西方很多熱血青年從蘇聯這個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身上看到了人類未來的希望。希特勒的上台更促使一些德語國家的猶太裔居民下決心遠離自己的祖國。他們選擇蘇聯、中國為第二故鄉。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位女性是現年94歲的魏露詩。

魏露詩是魯特－魏斯給自己起的中文名字。走進她在北京友誼賓館的公寓，你會感覺到你是進了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的家。家具十分陳舊，笨重的木箱顯然還是五、六十年代的產物。看牆上的照片，有魯迅，有周恩來，還有中國總理朱熔基與魏露詩握手的鏡頭，這時候，你可能才會隱約感覺這公寓主人的經歷不一般。

魏露詩於1908年12月11日出生於維也納。當時維也納的文化階層對中國的藝術品特別青睞，尤其是瓷器。29年，魏露詩在與朋友聚會的時候愛上了一個中國人。她開始學習中文，甚至她的博士論文也是以中國哲學為主題，她最喜愛的哲學家是墨子。1933年秋天，魏露詩抱著對愛情的幻想來到上海，不過，她的意中人早已在父母主持下與一名中國女子訂婚。

戰爭的硝煙使魏露詩滯留在了中國，她對身邊一些無私、無畏的共產黨人產生了好感。1938年，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任務是發布戰爭消息，寄送藥品。魏露詩積極參與同盟的工作。在與共產黨人的接觸中，魏露詩是否也漸漸產生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呢？94歲的魏露詩在病榻上回憶往事說：「是的，可以這樣講。我從來不是共產黨員。但我的信仰完全可以稱作是共產主義的。」

1939年，魏露詩申請中國國籍，她說：「當時的歐洲，納粹執掌政權，因此我不打算再回去。而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立場，我則非常贊同。」

魏露詩患腦血栓和皮膚癌。上一次中風使她完全癱瘓，生活不能自理。癌症在她的頭上、臉上都留下了痕跡，說話也十分吃力。她以前工作過的外文局請專人一天24小時對她進行護理。不過，她仍然關心著外界發生的一切，每天讀書、讀報。魏露詩現在的最大心願是什麼呢？

「我希望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好。所有的人都過上好日子。對中國的未來，我是抱著樂觀態度的。」

回顧一生，魏露詩完全可以為自己豐富的經歷感到自豪。除了與宋慶齡密切合作之外，魏露詩還先後結識了魯迅、周恩來和毛澤東。她對周恩來推崇備至，認為他是位罕見的充滿仁慈的政治家。戰爭結束後，魏露詩前往美國與她的中國丈夫團聚，並生下了兩個兒子。共產黨當政之後，魏露詩對新中國十分神往。她的中國丈夫堅決留在美國，而這位歐洲女性卻帶著兩個兒子回到了中國。她在北京的外文局擔任翻譯、專家。八大期間，魏露詩做了多種語言的翻譯工作。她還當選兩屆政協委員。也許預料到自己的長壽，魏露詩在95年才寫了自傳，題為「歷史的邊緣」。她在自傳的最後寫道：

「50年代是中國的黃金時代，那是一個團結協作的時代。我當時的感覺是，對一個單身母親來說，中國也許是世界上最理想的生活環境。今天，大家的物質生活豐富多了，但是社會的人情味淡化了。對人類的未來，我們必須劃一個大大的問號。誰不希望自己的兒孫能有美好的未來，但我們的夢想已經破滅了太多，以至於我們不敢對未來做出積極的預測。儘管世界上有那麼多的苦難和不公，我在中國卻找到了一個新的故鄉。在過去這些年裡，我沒有遭遇什麼不幸。總體來說，中國今天的境況比其他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要好出許多。中國人民從來沒有享受過今天這樣的小康生活。

1933年，我開始了一次漫長的旅行。我經歷了很多，學到了很多。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終結，那麼我將無怨無悔。」

三十年代，放棄歐美較為優越的物質生活、前往半殖民地的中國、幫助中國人民革命的理想主義者還大有人在，有的死於戰亂，還有的歷經數不清的磨難，仍然初衷不改，視中國為自己永久的故鄉。其中還有兩位德國醫生，他們是漢斯－米勒和弗里德里希－米勒。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