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前外長金克爾回憶周恩來，評價中國的外交政策

克勞斯－金克爾生於1936年12月，曾就讀於科隆大學，獲得法律博士學位。在1992年出任德國外長之前，他曾擔任德國內政部根舍辦公室主任。以後，金克爾一度出任自民黨主席。2001年，金克爾宣佈退出政壇，繼續其律師職業，同時從事人道和慈善事業。他從2004年起出任德國電信基金會主席一職。

德國之聲：德中建交始於1972年，在德國總理施密特1975年首次訪問中國之前，您就與當年的內政部長根舍一道率先訪問了中國。德方代表當時受到周恩來的接見，您能否談談當年的具體情形？

金克爾：我參與了德中建交的過程。我們也像美國一樣通過乒乓外交的方式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我當時在根舍領導的內政部工作，他與當時的外長謝爾一樣都是自民黨籍政治家。我通過當時在波昂的中方代表建立了最初的聯繫。我至今仍記憶猶新。為了感謝根舍和我為德中建交付出的努力，周恩來向我們發出了邀請。我們與周恩來進行了夜間長談，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準確的時間是凌晨1點到3點之間，周恩來廢寢忘食的工作態度在當時是出了名的。他是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政治家中的一位，他的個人魅力彌漫著整個房間。

德國之聲：周恩來曾在德國留學，他是否能用德語與您交談呢？

金克爾：談話中我們使用了德語。當然談話的主要部分由中方口譯人員為我們翻成德語，但是有幾句話是周恩來用德語講的，他告訴我們，他曾在德國留學，他還清楚地記得當年在柏林的具體住址。

德國之聲：您同根舍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974年，對吧？

金克爾：對，當時是1974年，我希望我沒有記錯。我們在當年11月份的第一個禁車周末飛往中國。我還清楚地記得飛機降落北京機場時的情景。所有的人都身穿藍色制服。大家都戴著口罩，桌上放著許多毛選。北京之行是一次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經歷。

德國之聲：德國和中國為什麼偏偏在1972年建立外交關係？當時的真正動因是什麼？

金克爾：我還能清楚地回憶起當年的情景：有一天，謝爾先生找到根舍，根舍與中國乒乓球界保持著聯繫。謝爾說，基民盟籍的前外交部長施羅德對中國進行了訪問，我們一定要建立德中外交關係，根舍，金克爾，您二位能否借助乒乓外交提供一些幫助？我們當然責無旁貸。中國當年在聯邦德國的代表是王殊，他以後也曾擔任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我於是就找到了王殊。

德國之聲：凡是對德中關係有一定瞭解的人都知道根舍這個名字。尤其是根舍積極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政策受到中國人的擁護。根舍是您的政治「養父」，您從根捨身上繼承了哪些寶貴之處？在您擔任外長期間留下了哪些自己的手筆？

金克爾：根舍曾是我的政治「養父」，我接替了他的兩個職務，一是外長，二是自民黨主席。根舍的最大功績是為兩德統一以及東西陣營衝突的消除做出的貢獻。在我當外長的6年半時間裡，我在具體落實消除東西兩大陣營衝突的計劃中制訂了自己的工作重點，比如在吸收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的事宜上。另外，我在第三世界國家政策上也有自己的側重點。

德國之聲：您是北京天安門事件事發後第一位訪問北京的德國外長，當時您曾為您推行的「伸出友誼之手」的外交政策受到人權組織的批評。事過這麼多年之後，您如何看待當年的那一幕？

金克爾：第一，在擔任德國外長之前，我曾是德國司法部長，第二，正因為如此，我始終關注人權問題。第三，當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血案是一次嚴重事件，不僅那時應受到國際上的廣泛批評，現在依舊如此。第四，我認為，中國領導人已經預料到，在我訪問中國期間會提及這件事。我當時嘗試著理解中國領導人的思路和做法，但我當年對中國政府提出批評是十分必要的，我認為，我的大部分批評意見被中方理解。除了中國的人權問題之外，我推行的的確是「伸出友誼之手」的外交政策。因為我早就意識到，幅員遼闊的中國在世界版圖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深遠意義。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化史的國家，如今，它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和影響力已越來越大。

德國之聲：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對中國的許多問題的看法不同與這裡的主流思想，比如人權，死刑等問題。您的看法呢？

金克爾：我不認為，對於這些問題，施密特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問題的關鍵是應該怎樣準確地表達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批評。我已閱讀了不久前出版的施密特的「鄰國－中國」一書。當外長時我也曾發表過不少自己的觀點。我沒有因別人的批評就改變自己的「伸出友誼之手」的政策。出現批評是很正常的事情。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德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必須學會與中國交往。令我難以忘記的是，在我當外長期間，兩位中國同事曾一再對我說，德國的事情要好辦得多，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儒學影響根深蒂固。中國不能隨意照搬國外的人權，勞動保護法等。因為中國面臨著解決廣大民眾溫飽住宿等原始需求問題。中國對人權的認識與理解，人權問題的份量等都與歐洲國家不同，中國人的這些觀點也許部分可以令人接受，但我認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必須尊重最基本的人權。殺人，刑訊，侮辱別人等在哪裡都是不能允許的。所以，德國前任總理施羅德領導的聯邦政府啟動了與中國的法治人權對話機制。在我當外長期間也為此做出了努力。我至今都不能忘記的是，有一次，中方推遲了我的訪問日期，因為我當時接見了達賴喇嘛，令中國政府頗感不滿，但我不能因此就拒絕接見達賴喇嘛。我認為，中國領導人最後還是理解了我的做法。德國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因為在德國分裂期間，中國政府也堅定地站在我們一邊。

德國之聲：達賴喇嘛給您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金克爾：達賴喇嘛給我的印象很不錯。接見他的確是一個政治舉動。當時我既是德國外長也是自民黨主席。我沒有將達賴喇嘛獻給我的哈達戴在脖子上曾一度遭到德語媒體的廣泛批評。就像我不接受阿拉法特的和平之吻一樣，我也不披戴達賴喇嘛的哈達。我為此受到德語媒體的批評，卻獲得了些許中國政府的表揚。

德國之聲：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已成為德語媒體的聚焦內容。中國的崛起對德國來說是挑戰還是機遇已成為人們一再討論的話題，您個人的看法呢？

金克爾：我個人認為，亞洲稱雄的時代即將到來。這不是簡單說說而已，事實將是如此。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大國擁有世界37％的人口，在經濟革新方面，中國的仿冒抄襲問題還非常嚴重，中國通過廉價的勞動力實現了強勁的經濟發展。中國是一個飢餓的國家。在高科技領域，中國正在急起直追。中國對教育和科研進行大量投資，中國早晚會在革新領域方面趕上西方工業強國。請您注意一下中國對能源的巨大需求。由於中國的巨大需求導致世界原油市場價格一路上揚。現在歐洲和德國的薪水政策已融進了中國的因素。博世公司的部分產品就是在中國生產的，那裡的薪水成本和附加費用是這裡的1/10，這個例子足以顯示了某種發展趨勢的走向。歐洲、德國必須覺醒，意識到新時代的到來，中國將在其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雖說中國現在已經在這麼做了，以後的作用還會更大。

德國之聲：作為德國前外長，您如何評價中國的非洲政策，11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中非峰會的規模是前所未有的。您怎樣評價歐盟不久前提交的「中國新戰略」？

金克爾：我非常關注11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峰會的進展情況。顯而易見，中國十分注重與非洲保持密切聯繫。非洲大陸共有54個國家，存在的問題也非常突出。我認為，中國現在已意識到發現非洲「新大陸」的重要性。至於歐盟制訂的中國新戰略，我認為，面對在戰略上有許多共同利益的中國和印度，歐盟各國必須團結起來，積聚自己的能量，否則就無法長期保持自己的競爭能力。提交中國新戰略是勢在必行。

德國之聲：中國人一再強調的是，中國並不是現在才發現了非洲，中國早就與非洲保持著友好和密切的聯繫。

金克爾：我認為，在這方面我還是比較有發言權的。儘管中國與非洲的合作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以這樣的力度在國際舞台上展現這種關係還是第一次。中國人不必覺得受到了攻擊，如果我們有這樣的認識的話。

德國之聲：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國一貫奉行不干預他國內政的原則。中國的外交政策被視為非常實用，中國的這種有意低調的處事哲學是因為自己尚不夠強大，還是更多地出於戰術上的考量，或者是基於某些傳統因素呢？

金克爾：我個人希望，中國能夠在原則上繼續自己的不干預他國內政的外交立場。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中國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一向比較謹慎。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往往一開始時持反對立場，但最後的表態總是很策略地接受多數決定。我就有過親身的經歷。中國幾乎從沒有使用過屬於自己的否決權。中國總是在最後時刻瀟灑地融入主流隊伍。我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是明智的，它符合中國的自身利益。我還記得李光耀的一句話，他曾說，等到中國人清醒過來，意識自己的巨大潛力，整個世界都將會為之而感到震驚。我認為，李光耀說的不錯。

德國之聲：您如何預測美中，歐中間的未來變化？

金克爾：我是一個注重現實的人。無論在工作中，還是在思維方式上，我都以事實為依據。現實強迫美國，歐洲包括中國在內必須保持友好關係，否則將是荒唐的，也會因此而製造不必要的麻煩。我認為，中美，中歐關係原則上講只會更好，不會更壞。

德國之聲：但媒體報導給人的印象是，歐中，美中關係等均決定於雙邊的貿易關係，其它的問題都是次要的。

金克爾：經濟決定世界自有它的道理。

德國之聲：您如何評價中國的對台政策？

金克爾：我可以理解中國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但我也認為，中國對於台灣的態度有時有點歇斯底里。台灣與中國大陸間的彼此挑釁政策令我難以理解。這不是我的方式。如果我是中國大陸領導人的話，那麼對於台灣，我會大度和冷靜一些。

德國之聲：您能夠介紹一下自己退出政壇後的生活和工作情況嗎？

金克爾：我是自願退出政壇的，這樣一來我可以將更多精力集中在經濟方面。我同時為德國幾家大公司擔任律師，其中也包括德國電信公司，並擔任德國電信公司基金會主席。該基金會的工作重點是促進德國自然科學、教育、科研和技術革新，可以說我將這個基金會視如幾出，當電信公司找到我的時候，我便欣然允諾，三年來，我與大家一道為建設這個基金會付出了自己一份努力。

德國之聲：在比薩國際中學生水準測試中，德國學生的測試結果處於中下游，教育體制的改革迫在眉睫。科研領域似乎也不是捷報頻傳，您如何看這個問題？

金克爾：教育品質的確不能令德國人感到自豪，但在科研領域，德國一直位居世界前列。比如就科研水準而言，德國目前尚領先於中國，儘管中國為科研的資金投入已大於德國。在教育方面，與17個世界領先工業國家相比，德國位居第11位。這的確非常糟糕。值得慶幸的是，許多中國學生到我們這兒來求學，令我們感到非常高興。我一再強調，希望大家好好看看中國，中國每年都不惜為教育、科研和技術革新領域進行大量投資。

德國之聲：除了工作之外，您認為，最理想的一天應該怎樣渡過？

金克爾：我一直忙於工作。今年12月我就要渡過我的70歲生日。除了律師職務、電信基金會主席之外，我還擔任一些名譽職務，也為幫助殘疾兒童，受性虐待兒童干許多事情。工作多，也累，但我感覺很好。當然我現在已不像當外長時，大多由別人決定我90％以上的日程安排。如果有一天我可以休息一下的話，那我會努力多跟我的5個孫子孫女們在一起，以此彌補我在自己的三個子女身上錯過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