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界河的兩邊

我熟悉雲南，《上帝是紅色的》就在這兒寫成的。
雲南的邊境線相當漫長，瀾滄江和怒江蜿蜿蜒蜒，流入好幾個國家。所以我這樣的人，一踏上這被太陽的血浸透的紅土地，就想入非非，因為我已經16次被阻止出境。而在這兒，一群群土著邊民，天天在國境線上來回，跨界買賣，跨界通婚，跨界賭博和賣淫，甚至跨界販毒。大約150多年前，西方傳教士也模仿邊民們，跨界傳教，把上帝的福音遠播到崇山峻嶺中。
無數次偷渡的沖動！沒護照沒簽證，可兜裡有錢就足夠。暫時舍棄手機，舍棄與文明社會的溝通，潛入一個村寨，找到一個邊民，或者一個蛇頭，談好價，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出境。當年的西方傳教士，或許也這麼干，有《聖經》，有錢，有藥品就足夠。毛澤東說，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鴉片，《上帝是紅色的》這本書也一再描述，在無神論政權的鐵腕下，傳播福音被等同於販賣鴉片，許多人因此遭到殺害和監禁。

但是我最終沒有選擇偷渡。
雖然今年初，穆斯林世界連環爆發推翻獨裁者的"茉莉花革命"，並迅速傳染到中國，一時間，網路上彌漫著號召群眾造反的通知，最高潮時，甚至出現大量在幾十個大城市的鬧市區，同時舉行"茉莉花革命聚會"的帖子。共產黨慌了手腳，軍隊換上便裝，帶上武器，在街頭布陣以待。冉雲飛被捕了，艾未未被捕了，劉賢斌被重判10年，而在兩年前，同一個劉賢斌，才熬完13年的刑期出獄。

更壞的消息接踵而至。
我的朋友、維權律師滕彪和江天勇，因表示要為"茉莉花冤案辯護"，竟在回家途中，被一夥不明身份的人，蒙上黑頭套，塞上麵包車，綁架到誰也不知道的地方；我的作家朋友余傑，因公開了自己想寫《劉曉波評傳》的意圖，就被軟禁幾個月，然後蒙上黑頭套，拽到郊外，遭7個人毆打，據說還被拍了裸照。
中國已經淪為黑社會。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綁架任何人。 "被失蹤"一詞，成為2011年的網路流行語。作家劉荻，綽號"不鏽鋼老鼠"，某天路過北京三裡屯附近的"蘋果電腦"專賣店，突發妙想，就回家在推特上發表一帖：茉莉花革命的下一波聚會，於某年某月某日中午12點整，在三裡屯附近的"蘋果電腦"專賣店門口舉行。這隻老鼠，喜歡開玩笑，卻沒料到，這玩笑開過火了，因為兩個小時後，警察就順藤摸瓜，找上門，把她給抓走了。在派出所裡，老鼠一再辯解，一再悔罪，自己的玩笑開得不是時候。但警察不相信。老鼠一直被關押到假想的"下一波茉莉花革命聚會"時間過去，在那邊埋伏的線人回報：什麼也沒發生，才被勒令寫了三份情真意切的《悔過書》，保釋回家。
老鼠的膽子容易嚇破，所以她鬼鬼祟祟對朋友說：以前江大肚子澤民當政時，還能說說笑話；在這胡小苦瓜錦濤手裡，連玩笑也不能隨便開啦。

我極少上網，與"茉莉花革命"無關。但我坐過牢，是前政治犯，我記錄中國監獄的殘酷自傳，被抄走了兩次，當中國官方得知《我的證詞》要在台灣和德國同時出版的消息，就多次派地方警察到我家，間歇性軟禁我，並明確表示，我的出書行為違背中國法律，如果我一意孤行，就會坐牢。他們也提到《上帝是紅色的》，認為它誣陷了歷史，煽動了地下教會，懷著與"茉莉花革命"同樣的反政府動機。
3月28號，當局又宣佈，我又被禁止出國了。而我己經接到美國和澳洲兩地的文學邀請！特別是魯西迪先生，也就是因寫《撒旦詩篇》而被伊朗宗教獨裁者霍梅尼懸賞500萬美金追殺過的那個人的邀請。預訂的飛機票也作廢了。德國、台灣、美國三地的出版社，因考慮到我的個人安全，都將出書的計劃推遲了。
作家，特別是見證這個時代的作家，言論和出版的自由，比什麼都重要；有時候甚至比生命都重要。劉曉波是我的老朋友，他為此付出了代價，他進了牢房，但我不願意進牢房，更不願意因為進牢房，而被高牆外的人們當作"自由的象徵"。我必須要走出中國這個無形的大監獄，才能隨心所欲地寫作和發表，我有這個責任，讓全世界瞭解一個真實的、被經濟騰飛的假象所掩蓋的中國，一個民怨沸騰卻麻木不仁的中國，一個不斷擴散的垃圾場--它的垃圾價值觀最終將污染整個人類。

這是自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以來，中國最黑暗的時期。我必須作出選擇。
曾經，我也把最後的一線希望，寄託在西方的外交努力上。直到有一天，某某大國的外交官告訴我，他們的斡旋失敗了。沒任何辦法，因為"共產黨已經瘋掉了"。至少在"茉莉花革命"期間，共產黨拒絕談"人權問題"，因為"所謂人權的背後，是要我們放棄政權"。我說，這就是西方近年來，只把中國當作生意夥伴的結果！外交官報以苦笑。

該上路了。我已經53歲，過了孔夫子所說的"知天命"的人生界限。
我這一輩子跨過兩次坎兒：1960年，我兩歲，差點被餓死，這年全中國餓死了數千萬人；1989年，我朗誦《大屠殺》，隨後入獄，差點自殺身亡。這第三個坎兒，也就是眼下，我必須要跨過去。為了我懷裡的幾部書稿，我要走。

我掏出三枚古銅錢，連拋六次，然後翻開《周易》，找出卦辭。中國人講究"道"，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第一層意思是，天道是可以說出的，但不能用尋常的語言說出；第二層意思是，天道是可以在地上走出來的，但不能用尋常的步子走出。於是我採取了一種不尋常的步子--首先，我沒有按照和警察長期打交道的潛規則，再次和他們談判，請求他們放行；其次，我不顧禁令，跑到了天高地闊的雲南，雖然是夏天，我卻如一隻冬眠的老鼠，一動不動地積蓄我的能量。我在底層廝混得太久太久，我太不像個作家，也不是個經常在網路發言的公眾人物，但我熟知老鼠洞裡的腐敗的中國，說不定在洞中七拐八拐，突然間就自由了。

我先後獲得了美國、德國和越南的簽證，就繼續按照天意，關閉公開使用的手機，卻暗中與我的德國朋友廖天琪聯絡。幾天後，我抵達某個邊境小城，滔滔不絕的河流，對岸是越南，三三兩兩的偷渡船往來著，而我選擇從橋上的口岸走出去。
整夜暴雨如注。在旅館房間夢斷之際，先後有三隻水淋淋的野雞敲門，雖然我同情她們，覺得在電閃雷鳴中，討生活真不容易，但還是斷然謝絕了。第二天，也就是2011年7月2號上午10點，我走向百米之外的邊境。
我以為自己會被攔截，卻奇跡般過關。在橋的另一端，我和協助我出逃的黑道朋友重聚。他為我找了個當地導游。接著，我在越南老街省逗留了一個下午，朝覲了孔夫子廟。當夜色漸漸降臨，我登上去河內的窄軌火車。這樣的老火車，讓時光一下子退回到1980年代的中國，我才20多歲，經常搭乘這樣的火車去遠方流浪，懷裡還揣著金斯伯格的《嚎叫》。

我是個中國鄉巴佬，我不敢閉眼，不敢吃同坐的越南大娘遞過來的水果。我保持著習慣性警惕。凌晨四點多，跑跑停停的火車，最後重重地哮喘了一下，抵達了河內。我隨著滾滾的灰暗人流，下車出站。許多雙手來拽我。語言不通，只能順水推舟了。我上了一輛充滿尿騷味的計程車，他媽的，計價表跳得太快了，幾十分鐘，就顯示了近百萬越南盾，相當於近300元人民幣。
我把事先寫好的越南字遞給司機，我在河內市中心的還劍湖邊下車。熱帶的不眠的城啊，還有不少光著膀子的人，沿湖歪歪斜斜地夢游。我背著登山包，在湖邊的蜘蛛網般的小巷間，穿來穿去。稀稀落落的，有些旅館的門虛掩著。我花了一個多小時，進了5家旅館，終於以人民幣100元一晚的價格，落腳生根。

真熱啊。空調加電扇，再加把自己剝得光溜溜的，才放鬆了。我拿出電腦，上網與德國廖天琪聯繫。我曉得，我基本安全了，因為河內是個熱火朝天的旅遊城，估計有上千家類似的小旅館，中共不可能在這樣的大海中，把我這顆大頭針給撈起來。
天亮了。我卻必須緊閉門窗，把滾滾熱浪阻擋在外。我在狹隘的房間，就如同嬰兒在母親的胎宮內，期待著新生。我是在3天後搭上飛往德國的航班的。我被越南海關敲詐了近1萬人民幣（他們威脅說，如果我拒絕交錢買昂貴的回程票，就直接把我遞解給中共方面），口袋內只剩些零星的該死的越南盾。當飛機動起來的剎那，體內猛然颳起一陣風暴。
我眼前浮現出2010年3月某日清晨，我在成都機場，被十幾個持槍武警，從機艙內綁架下來的情景。
噩夢轉瞬即逝。我明白這是在河內，在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已經53歲的我，脫離了地面，被無形的"母親"誕生在天空中。
別了中國，被一次次囚禁的我，命中注定，從此開始在地球上漂泊。

作者：廖亦武

責編：吳雨

作者簡介：廖亦武，中國知名詩人、作家和底層研究者，他自稱"記憶工作者"，2011年7月流亡至德國，現居柏林。曾著有《底層訪談錄》、《沉淪的聖殿》、《最後的地主》、《上帝是紅色的》、《六四.我的證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