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我其實是一個記憶工作者

7月6日，海外中文網站"明鏡網"率先發出獨家報導，稱中國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作家廖亦武經過一個複雜的路線，傳奇般的離開了中國，但明鏡網表示廖亦武拒絕透露細節。

今年3月底，中國當局再次禁止廖亦武赴美國參加紐約文學節活動，並警告他不得在海外發表批評中國的言論和作品。廖亦武去年9月份曾在德國參加文學和音樂交流活動，他回國後遭到噤聲和"被失蹤"。

廖亦武為四川知名的詩人、作家和底層問題的研究者，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廖亦武因發表詩作《大屠殺》和籌劃詩歌電影《安魂》而被判刑四年。他的作品《底層訪談錄》《中國上訪村》等雖然在中國被禁止出版和發行，但廣為人知，也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多個國家出版。近期，他的兩本書《證詞》和《上帝是紅色的》將分別在德國和紐約出版。

德國之聲在7月7日專訪了廖亦武，以下為專訪實錄。

記者：三月底時，中國政府曾再次拒絕您出境，明鏡網說，這次您是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才到達柏林，這個過程真的是很複雜嗎？

廖亦武：過程是的確很複雜，但我也是真的到了柏林，這兩點都是真的。

記者：這次到達德國是為了即將出版的《證詞》一書？除此以外您是否還參加其他的活動？

廖亦武：以前中國政府一直很"重視"這本書，多次阻止《證詞》的出版，但我覺得一個作家眼前和以後的目的，就是追求寫作和出版的自由。德國菲舍爾出版社擔心出版會造成我在中國出現一些後果，所以他們三次推遲了出版時間，第一次是4月份，第二次是6月份，然後是7份這次，我剛才見到了德文版編輯，這本書會在7月21日正式上市，然後是一系列的宣傳活動。我會參與這些活動。

記者：還是回到您的作品，《證詞》一書是在什麼背景下寫成的？這本書在國內一直被封殺，目前海外出版發行情況如何？

廖亦武：這本書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我因為寫作了《大屠殺》，然後四年牢獄生活的經歷，這四年經歷了所謂的"重新作人"的過程，講述了監獄裡形形色色的人，這本書的一部分我在監獄中就已經寫成，通過一個秘密方式帶出了監獄，出了監獄後，我覺得這些苦難、包括1989年在內的歷史應該被紀錄。這本書先後被當局抄走兩次，目前出版的是第三稿。明鏡出版社曾出版過不完整版，走到今天終於能夠在西方面世，而且是在"八九民運"過去二十二年時，也算是對歷史的交待，菲舍爾出版社在出版之前，把書稿發給了很多有影響的作家，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赫塔‧穆勒，他們都給了很高的評價。這本書的台灣版也會在8月1日面世，英文版也正在翻譯中，這麼多年堅持做一個記憶者是值得的。

記者：為什麼把這段獄中記錄稱為《證詞》？這些證詞見證了什麼？

廖亦武：這是我的一種個人證詞，紀錄了一起坐牢的死刑犯、底層的罪犯們，這是我們共同的一段經歷，我們中國人經歷了很多苦難、甚至罪惡，有時候象狗一樣活著，但這樣一種人生應該被紀錄，我們這樣的人終極願望是：因為被記錄，在歷史上受難的生命時光才不會白白浪費。這些證詞也見證了國家機器對普通公民人格的虐待和侮辱。

記者：從《底層訪談錄》再到您的其他作品，作品的主角大多是被稱為社會邊緣群體的人，甚至包括您自己，您怎樣評價在中國背景下的這個群體？是什麼給了他們這樣的生活狀態和命運?

廖亦武：我們都知道，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正常的國家，這個國家非常邪惡，人要在這種邪惡的背景中活下去，就像在監獄裡有些時候會放棄自己的尊嚴，甚至象狗一樣生存，中國人的生存秘訣是苦難及無恥，這種苦難有時候是自己強加給自己的，更多時候是這個國家政權強加給個人，迫使人們虛偽地生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人們要非常無恥的應對苦難，我常說，無恥加重苦難，苦難又使人變得更加無恥。中國這麼幾十年以來，特別是1989年6月4日，經歷了血腥屠殺之後，中國人走到今天，就呈現這樣的生存狀態。

記者：很多媒體根據您在中國被當局打壓的狀況，稱您為異議或政治作家，您認同這種說法嗎？

廖亦武：我經常在說，我不是一個政府的批評者，我的很多優秀的朋友們在擔當這個角色，比如說劉曉波、冉雲飛、余傑等，他們都是有責任感的批評者，我其實是一個記憶工作者，這是我和他們的區別，我幾乎是沒有什麼可批評的，只是忠實於自己的內心和他人的人生，然後把這些記錄下來，用我的這只筆，讓更多的人看清中國人生活在怎樣的土壤。

記者：您剛才談到中國政府的批評者角色中，有一位是冉雲飛，他被中國當局抓捕，您怎樣評價中國當局鎮壓政府的批評者這種行為？

廖亦武：在"茉莉花革命"那段時間，我們有一句話是，千萬別碰滑鼠，冉雲飛這次被抓捕，據我們的瞭解，是犯了"滑鼠罪"，可能那天晚上他喝酒歸來，這個人非常熱情，喜歡推薦朋友的貼子，那天他不小心就亂點了"茉莉花"的貼子，他的粉絲非常多，然後他就犯了"滑鼠罪"，就進去了，這是一件非常荒誕的事情， 也只有在中國才會發生。我在中國的時候已經聽冉雲飛的夫人說，成都中院已經駁回了檢方對他的指控。

記者：記得您第一次來德國，您說一定會回到中國，因為那裡是你文學創作的土壤，但我們也知道上次您從德國回去之後，也曾被噤聲，甚至在特殊的敏感時期"被失蹤"，這些會不會促使你作出一些改變，比如，在國外獲得安靜的寫作空間。

廖亦武：自從去年我從德國回國，就一直在和警方打交道，後來又經歷了所謂的茉莉花革命，政治形勢的緊張是二十多年來最可怕的一段時期，當時我的寫作也總是被中斷，很長一段時間我處在渾渾噩噩的狀態中，甚至無法進行寫作，我也想過自己的人生目標到底是什麼？後來德意志學術中心有個約稿，叫"中國人的生存之術"，我慢慢讓自己平靜下來。

這次到德國來，一兩個月的時間，是關於《證詞》宣傳、朗讀和音樂交流活動；9月份會到美國，那邊將出版《上帝是紅色的》這本新書，也會有宣傳和與作家、讀者的對話活動；然後會到澳洲，因為那邊也翻譯出版了《底層訪談錄》這本書，然後可能到台灣參加《證詞》中文版的活動；到了明年，德國國家學術中心有一個藝術家交流項目，明年的被邀請者是我，我可以在柏林停留一年。

採訪記者：吳雨

責編：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