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高考制度並非中國「內卷」的根源

德國之聲：中國高考今年的報名人數再創新高，將近1300萬；同時，國家統計局不久前發布的數字顯示，全國青年失業率達到了20.4%，也是有記錄以來的最高值。從這兩個數字來看，能不能說中國社會的內卷程度在接下去一段時間還會加劇？

項彪：所謂內卷就是在沒有很大收益情況下的激烈競爭，或者說用很大量的付出去爭取一點點的回報，甚至一點回報也沒有。而促使這種競爭的是近乎虛幻的希望。我覺得到一定程度會出現一個拐點，大家可能會放棄這種無限制的競爭投入。當然這會是逐步的，不可能全體中國青年一起這樣做，我們猜測這會從機會最少的群體開始，他們會最先"躺平"。

回到你說的這兩個數字：一個明確的結論倒並非內卷的強化，而是代表了一種抑鬱、乃至幻滅的情緒，至少大家的挫折感會上升。大學的擴招已經飽和，高校的名額不太可能再增長，許多高中畢業生就會考不上自己理想的大學。假如進入了一所"二本"大學，他就會覺得自己整個的前途都很渺茫。在很多例子中我們都看到他們在整個大學階段沉浸在抑鬱、不甘的情緒中。當然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報考研究生，有些人甚至多次考研。尤其是那些"二本"大學生，他們很早就準備考研，因為他們覺得否則沒有好的工作機會。這種"內卷"和以往有些不同：他們不再是覺得"內卷"能帶來什麼回報，而是越來越多地試圖去逃避某些挫折。也就是說，驅動力不是希望，而是壓力。從統計角度來看，最後必然有許多人是得不到所期望的回報，於是就產生了挫敗感和幻滅感。20%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就是說連內卷的機會都沒有了。他們如何處理自己的生活？這會是一個新問題。

德國之聲：出生在70、80年代的中國人，似乎很難體會到如今的年輕人所面對的激烈競爭壓力。這儘管是一個主觀感覺，但是確實是很多人都有的主觀感覺。您能否解釋一下這到底是為什麼？

項飆：直觀而言，這和1999年起中國大學大規模擴招有關。進入大學變得更容易了，但競爭卻變得更激烈了。這就牽涉到一個概念：中國式內卷非常inclusive，也就是說非常具有"參與性"。擴招前的中國大學是走精英教育路線，儘管不公平，卻有促成自我分化的功能：大家普遍覺得只有少數孩子適合上大學，大部分的孩子則應該另謀出路。這其實和德國有點像，當然中國的社會心態還是略微有點不同，考不上大學多少總是有點自卑。但不管怎樣，不會所有人都往一條路上擠。而1999年擴招之後，社會上形成了一種風氣，覺得人人都應該上大學，再加上獨生子女的普遍化，家庭對於子女的投入顯著增加。這又牽涉到中國經濟也就是貧富差距問題。父母能夠直觀地感受到，能否抓住一個優質工作機會、能否進入所謂的"白領生活"，會在生活品質方面造成非常大的差異。出於對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的恐懼，父母就會不惜一切地對孩子進行投入，希望孩子能考上一所好大學。

德國之聲：所以，您的主要觀點就是，內卷程度加劇、競爭壓力變大的重要原因就是貧富差距正在拉大？

項飆：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們做一個國際比較，就會發現大部分社會都是很不平等的。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社會的"內卷"又該如何解釋呢？如果沒有不平等，當然就不會有這種恐懼和焦慮，也不會有這種無限制的投入。但僅有平等，也不是充分條件。這裡要分三點來講：1.中國還留存有一些社會主義傳統；2.八十年代的改革是普惠性的，成功地讓社會全體都受惠於進步，因此讓大家都有一種期待，即人人都應該受益於發展；3.儘管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但是社會意識方面、對多元價值的包容性方面，幾乎沒有進步。這就造成了全社會都抱定一個信心，想要考上好大學、要過都市白領的生活、要去一線城市等等。如果十幾億人都相信只有一種好的生活方式，那麼這種同質化的思想就會與客觀事實脫節。更進一步分析，其實十幾億人形成的這一同質化的社會意識，本質上是少數精英的意識，使得剩餘的90%的人認為自己不值得以當前的生活方式去生活。這就造成了大多數人都對自己當下的生活從本質上不滿意。我稱之為"懸浮"狀態，也就是對自我的否定。這是當前中國人焦慮的最主要原因，大家都千方百計想過上"別人的生活"。

德國之聲：大家都爭當"人上人"？

項飆：對。總而言之，大家都意識到貧富差距在加大，卻沒有去批判性地思索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和解決方法，反而紛紛希望自己能夠在這個不平等的環境中得益，希望自己能比別人快一步、在不平等關係中成為"人上人"而不是留在下層。大家都在不斷追逐成為"人上人"，而不思考背後的原因，也不思考如何在不成為"人上人"的情況下改變自己周邊環境、改變自己生活方式。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成為"人上人"，所以大家都很焦慮。

德國之聲：如何改變這種局面？貧富差距、爭當"人上人"之心態似乎都很難解決，讓大家都接受"躺平"也絕非易事……

項飆："內卷"的對立面不是"躺平"，至少不應該是放棄式的"躺平"，因為努力還是必要的。放棄式"躺平"就是什麼都不干，這個其實很難，只有那些在一線城市擁有多套房產收租的人方才能做到。而另一種"躺平"是退出式的，我稱之為積極"躺平"，也就是說不參與這個"內卷"游戲，不削尖腦袋去爭當"人上人"。雖然不放棄努力，但卻有著別的思考，在解決生計的基礎上尋找有尊嚴的生活方式，做那些自己覺得很有意思、別人也覺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所謂"退出"，就是要找到自己真正願意做的事，想清楚以後扎實地去做。也許這會讓人生活得相對清貧，但不會有意義方面的空虛感和焦慮感。當然，究竟應該如何生活，是一個非常微觀的事情，只能從無數小事著手。宏觀角度而言，我很難理解中國經濟政策、難以揣摩上層決策者的意圖以及中間執行者的想法，但至少一點是明確的：單純靠經濟增長速度來給大家希望、讓大家悶頭努力趕上前進的列車，這種狀態已經無法維持。現在大家想要的是切實的前景，而不是想像當中的未來。這是一個宏大的理論命題，暫且不表。總而言之，中國需要從物質生產轉變為以人為本的生產，這裡包括關懷、娛樂、藝術、教育、休閒等多方面，有關"意義"的問題也會越來越重要。

這些問題其實有很強的政治含義。在一切以經濟發展速度為重的年代，社會公正等成為了閒暇時分的邊角料議題。而如今，非經濟問題的重要度顯著上升，它牽涉到許多問題，比如人的精力如何分配？人的精力其實是最重要的社會資源，我們願意在哪些事情上分配精力？在物質生活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時代，精力分配的問題將愈發重要。所以我認為，針對"內卷"，沒有直接的解決方案，不可能通過某套政策去解決，關鍵還是大家要有意識去進行討論，探索式地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依靠的是公共參與式的自我改變。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您不認為通過高考制度的某些改革來緩解社會的"內卷"？

項飆：很難通過某些針對高考制度的技術性調整去緩解"內卷"。假設我們現在完全放棄高考，而是搞大學自主命題、學生主動申請，只會導致"內卷"更加嚴重。屆時肯定會冒出來許多教大家怎樣寫簡歷的公司，還有些公司會組織中學生去參加志願者活動、幫你寫好相應的簡歷。因為中國民眾對於高校功能的認知普遍是：大學給予的是文化資本；大家會想"我進了北大、清華，整個人就不一樣了"。而在德國，高校則沒有這種光環，我認為這是德國比其他國家做得好的地方。進了高校只不過說明這個孩子更適合理論思考，並不意味著高人一等。另外，中國社會對於大學的等級化觀念根深蒂固，幾乎找不到任何社會力量去反對這種等級化，政府自己也反復說打造世界一流大學，造成所謂的211、985高校努力保護自己的地位，畢業出來的學生也努力維護這種光環，強化等級區分。吊詭的是，"二本"大學、非精英的大學生，也對北大、清華有著崇拜的心理，沒有自主的話語體系。

這就回到了我們之前所說的中國式"內卷"的全民參與性。大家都認同同質化的一種觀念，很願意把所有事情都進行高下優劣的排列，當然這和權力制度不無關係。各個高校存在的意義不在於自己分別在幹什麼，而是"我比你更牛"，"我比你更有光環"。從"精力分配"角度來說，"進入光環"這件事最能調動中國人的心態。至於"進入光環"本身對於自己、別人、社會有什麼意義，則很少有人過問。如果這些東西不改變，那無論在什麼考試制度下，大家最關心的始終會是"進入光環"應該用什麼手段。那麼多人處於單一的評價體系下，競爭必然非常激烈，令人焦慮。

德國之聲：在中國的社交網站上，我們注意到不少網民認為，中國社會"內卷"的根源在於人均經濟資源太少，所以要改變老牌發達國家制訂的國際經濟分工的游戲規則，從而把"蛋糕做大"，在世界層面上解決中國社會的"內卷"。這種說法有沒有道理？這又是否會造成中國式"內卷"溢出到國外的危險？

項飆：所謂"外溢"風險，一種是中國人出國後把"內卷"文化帶到外面，迫使外國人也只能以"內卷"來競爭。還有一種是隨著中國經濟影響力擴大，迫使非洲人或者歐洲人也開始"內卷"來保持競爭力。中國製造業的發展讓全球產業的競爭更加激烈，從這個角度而言，"內卷"理論上似乎真的有外溢的風險。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經濟領域實際發生的是：中國產業崛起後，各國產業進入了"細分化"以及"多樣化"進程，而不是"內卷式"競爭。雖然我們一直說，市場經濟就是要競爭，但其實競爭是非理性的行為。大家實際上想的是："我幹嘛要正面和你競爭呢？我可以想辦法去做一些別的。"所以事實上這是在避免競爭。比如中國生產鞋子，那其他國家很快就進行調整，去生產別的商品。

至於"潤"到國外的年輕中國人，本身就是不想"內卷"才"潤"的。我們可以看到在德國的華人普遍高度欣賞這裡的生活工作平衡。

從理論角度而言，"內卷是因為狼多肉少"是一種普遍的錯誤認知。從歷史角度而言，人均資源和內卷程度的相關性並不明顯。中國的"內卷"是什麼時候出現的？不正是在人均經濟資源大量增長後才開始的麼？2000年之後才逐漸開始出現"內卷"的。所以首先這是一個"不公平"所導致的問題。其次，那些只分配到少數資源的大多數人，沒有去思考如何改變這個體系，而是想著如何去成為獲取多數資源的少數人。

由此引申：指望通過拿國外的"肉"來解決國內的"狼多肉少"之矛盾，這是百分百的謬誤。回顧歷史：資本主義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投資回報率會下降，於是把對外擴張市場作為應對危機的手段。但人類史上，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擴張幾乎都導致了災難性後果，不如是對輸出國還是輸入國而言。而且當今國際社會也不再是殖民主義，不允許無限制地輸出產能。

至於"把世界範圍內的肉拿到中國國內來分"，我們實際看到的是：這反而強化了國內的"內卷"。能夠在國際市場上獲益的人是極少數，而且他們不太會把拿回來的"肉"分給全國人民，只會對中國社會更加不負責任：在中國有利，他們就圖；在中國無利可圖，他們就跑。這其實是全球性問題，在德國也是一樣的情況：德國的跨國金融機構、跨國投機者在德國社會的口碑很差。這些人是全世界的機會主義者，沒有什麼"公共性"觀念，不太關心自己生活的地方，只是在全世界範圍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且不願意和其他人分享利益。

本採訪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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