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習近平拿「動態清零」做「偉大鬥爭」

德國之聲：上海封城已進入第四週，社會各個層面也逐漸浮現不同的問題與挑戰，人民對於政府執行封城的不滿也持續攀升。從您的角度來看，在全球新冠疫情進入第三年之際，這次上海封城過程中，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因素是什麼？

吳強：兩年半以來，動輒封城、以及封城底下的城市凍結。這不是簡單的封城，像歐洲的封城只是把交通斷絕掉，實行禁足令，中國的封城是完全的社會凍結。（這）也不是武漢模式，當時的公共衛生基本上是癱瘓了，武漢的情況是處在封城、但怎麼去處理還在嘗試的一個未成型階段。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過去兩年半，自2020年在新疆所實現的封城模式——就是實行全面的社會凍結。

這是一種全面凍結式的戒嚴狀態，在2017年後才大規模展開，在2020年夏天在新疆變成全部就地凍結式的封城。現在在上海的模式，是中國政府自2020年中期，不斷探索所形成的模式，也不斷在中國不同的地方都實行過，包含吉林、長春、瀋陽、西安。

在上海，我們看到這個模式最大規模的應用。這個模式是不斷擴展，從武漢到上海不變是因為「動態清零」的製造精神沒變，只不過具體實施完善，哪裡陽性病例超過一個數字，突破一定的規模後，這個城市便進入封城狀態。換句話說，不採取這種方式就會控制不了。臨界點是幾十個，那可能一個城市便會進入封城狀態，各地實行的標準可能也不同。

上海過去兩年一直實行「精準防控」的方式，出現一個地區密集爆發後，儘量在一些小的地理範圍中，進行封鎖，並非擴展出去，這是在較發達城市的中國地方官員發展出的另一個防疫模式，希望保持地方的經濟活力。他們儘量在更小範圍中進行控制。但上海的大規模封城，代表上海官員的精準防控路線失敗且被中央取代，這是在中央的抑制之下，不得不採取在中國內地其他地區所使用的防疫模式。

「動態清零」是一個習近平親自指揮跟部署的基本總方針，這個方針指的是兩個含義：一個是把病毒當作恐怖主義份子，是不能容忍的。動態清零過去兩年被賦予階級鬥爭的內涵，習近平過去幾年一直在倡導「偉大鬥爭」，實際上對抗疫情被習近平看作是偉大鬥爭內政的一大部分。

在這個方針下，過去兩年半政府部門把新冠疫情當作洪水猛獸，必須要全部消滅掉，一個都不能容忍，他們認為只要有疫情存在，就會對社會與政治安全造成威脅，也會對中國的政治安全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這種清零，實際上是被賦予了很高的政治安全意義，所對應的防疫力量也是整個舉國體制的動員，也就是以警察跟宣傳意識形態部門為主，中國的整個行政體系都被動員，之後再動員中國的市場經濟與整個社會，完成了整個黨的總動員。

在政策層面上，動態清零實行的是把所有感染，有無症狀都到方艙隔離起來，然後就把他們從健康生活中抽離出來，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手段把它帶走。整個帶走的過程，是把人放到集中營裡頭，整個帶走的過程，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是未經宣佈的緊急狀態，而且在中國目前的法律，都沒有賦予這樣的權利。

從武漢到上海，都是在實施24小時的戒嚴狀態，這種戒嚴狀態不是依靠軍隊，而是依靠黨政系統的總動員，從武警警察，到黨員都充當檢疫人員、秩序維持者等。這是一個未經宣佈的緊急狀態，要把人從家中跟工作場所還有街道上尋找出來，然後關到一個集中的觀察營中。

在武漢，因為全國支援我們還能看到一些成效，但到了上海，這些設施的建立都是倉促的，並不存在醫學觀察的條件，情況也是每況愈下，所以這也說明他們的作法很難持續堅持。

動態清零從武漢到上海，兩年多來，中國的隔離是每況愈下的，民眾的抗議與不滿也都是在上海爆發出來的。在長春跟吉林因為沒有市民社會，所以都沒有爆發抗議，但因為上海仍有城市社會的傳統，他們表達了一些微弱的反抗，表達對上海自己精準防控的支持，也有上海的官員在過程中自殺，也有志願人員拒絕採取極端手段。

上海目前的狀態是，白衣人接管整個城市，街道上被這些人佔領。其實，動態清零的方式在上海發現已無法延續，因為病毒的重症率是很低的，大量的老人都無法得到照顧，以及大量突發與緊急疾病，在上海過去這段時間都無法得到照顧。叫救護車都很困難，要出自己居住的小區都很困難，所以整個社會被凍結了，這種滋生危害每天都在上演，所以人們開始不滿與抗議。

每個人只能坐在家裡，用政府保留的渠道去搶購商品，大部分家庭事實上是已經沒有什麼存糧了。中國全國各地在過去兩年半，腐敗是前所未有的發達。每個人從保安，穿上白衣就可以隨便踐踏公民的尊嚴跟侵犯公民的權利，已經不把人當公民。在未經宣佈緊急狀態下，就以法外執法的方式，去穿上白衣來執法，任意限制人的行動自由。

這個防疫模式不變，實際上是在有些方面是越來越嚴重。在上海，有些防疫面向可能營運不下去，而在對人民的侵犯方面，比兩年半以前是更嚴重的，而且在中國國內已經形成恐怖的氣氛，甚至形成一種防疫的極權主義，這已經呈現出來，以越來越加速的方式在進行。而上海只是其中一個外界看得到的樣板。

全中國人都在看上海，各界都很關注上海如何執行防疫，人民如何應對防疫。這是在公共知識份子被打倒後，新出現的一批社區領袖，他們是——團購的團長。這是在上海才看到，在其他城市沒看到的。但總體而言，這次上海的封城中，有四個群體是受害最嚴重的：老人、底層階級、小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他們受困與受害最嚴重。

老人有就醫的問題與很難用手機求救的問題；底層階級是口停手停，工作機會被剝奪了，沒有收入，買菜不可能像中產階級一樣用更高的價格買一點點的菜；小商店的店主、小工廠的場主，他們要付房貸，但他們的生意也停下來，損失也很大；知識份子也是毫無疑問受到意識形態管控，沒有一個像《方方日記》的東西出來。

中產階級的存在，對自由的敏感跟權利意識，跟社區意識都保持下來，這是上海與其他城市不太一樣的地方，也是為何可以讓清零破產。包含從張文宏到上海地方官員，（上）海派的力量存在，在中國的政治體制當中是不可忽視的。動態清零在上海的中產階級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德國之聲：這次上海封城，另一個突出的現象是中國政府如何掌控網絡審查。在這次封城過程中，您認為中國政府是如何去拿捏網絡審查的力道？

吳強：在白衣人接管的情況下，其實不存在他們對上海市民社會的承認，上海政府本來就不是以對待公民的方式來對待上海市民，當然也不想承認上海的市民社會。因為若承認，就代表他們過去十幾年對中國市民社會的清零就破產了。

上海市民這次在審查上，出現兩種可能性：（首先）確實出現一种放鬆的可能性——在上海的微信與微博這兩個社交媒體內部出現一定程度的放鬆，（但）警察並未放鬆沒有抓，微博的審查機構每天都在運轉，後台的機器並未停頓下來。

但出現了放鬆，放鬆是很有趣的。它的確可以反應中國政治內部對上海跟深圳「精準防控路線」還有「共存主義」的同情。透過這次審查的放鬆，能看出在中國共產黨的官僚內部對疫情本身的發展方向是有不同的意見的，認為沒有必要清零，反而是共存。

在這次三月的兩會後，就有一些代表提出要調整動態清零。黨內衛生系統內要求結束動態清零的聲音是相當強大的，他們不能不對互聯網的審查有所影響，他們不能不對上海封城帶來的影響感到同情。共存派的聲音在黨內的聲音相當強的，這也是（為什麼）新華社4月14日發文堅持反對共存主義，堅持動態清零。

這個路線鬥爭在習近平要連任之際，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一種是堅持清零，另一種是堅持與病毒共存，這是比較國際化的抗疫路線。這個共存聲音透過這次上海市民的微弱反抗，包含上海當地官僚對於中央政策執行的怠慢，都能看出來。我相信，微信與微博在審查上的放鬆，是有意識的放鬆，是與中國黨內共存派的看法是有關聯的。

第二點放鬆，指的是這種管控，效力是越來越弱。上海很多市民在網絡上抱怨，很多人抱怨多了就被警方打電話約喝茶、被威脅。網警都在工作的，一但放過多的牢騷，就會被盯上。但上海本地的網警，疫情兩年多來也顯現疲勞狀態，大家對這種審查出現一種消極抵抗的方式，這個消極抵抗是可以理解的。

他們可以允許這種東西一段時間的上升，等到白天主管級別看到熱搜的變化後，口頭下命令，一級一級傳下來，才由基層的審查人員把熱度控制下來。審查機關，最終都是依靠最高指令下來，才刪掉，但又因為來自民間壓力過大，又再度放鬆。這是中國的路線鬥爭最新的博弈戰場。

德國之聲：從您的角度來看，這次上海市民社會所表達出的不滿跟微弱的反抗，有沒有可能對中國政治造成一些根本上的影響呢？

吳強：從市民社會的發展來說，過去20幾年，上海的市民社會發育是比較弱的，尤其市民社會被清零後，上海現在的型態確實不是公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的反抗主體是中產階級，這些中產階級把中國共產黨內對於對抗疫情的路線突顯出來，但突顯出的差異不可能對今年秋天的二十大產生根本上的影響，甚至可能使上海的力量被邊緣化——就是可能在未來的常委當中，沒有來自上海的官員。

但是，這種差異性，本身在中國政治當中具有相當的意義，顯示出一種城市社會的可能性。城市社會的可能性，是中共加速城市化進程最擔憂的一個部分。上海的城市社會體現出一種韌性，這是與中產階級緊密結合起來的。

長遠來講，對中國的政治力量與習近平的執政路線，本來是吻合的，但在過去幾年，我們看到上海城市社會中產階級的反抗，其實還是在黨的框架內，是要呼籲美好生活，是體面、自由、安全與保障的。現在他們發現，他們表達出了中國所有其他城市整個中產階級擔心，美好生活的時代與未來是不可能的，他們會面對一種極權主義每況愈下的前景。

我不認為上海的輕微的反抗會對中國政治造成根本性的影響，但會顯示出中國中產階級的差異性與韌性，他們可以被控制與馴服，但在上海這次的事件後，會意識到美好生活的泡沫，這個泡沫在過去幾年中國政府對各種行業的打擊已經看到，而在封城期間任意極權主義的防疫，他們發現他們得到的政治許諾是泡沫化的。

他們會首先產生一種悲觀與絕望，反抗不會蔓延到其他城市，只會選擇在高壓之下逃跑。中國在上海的中產階級，都在瘋狂搜索如何移民，如何往海外跑。這是上海中產階級最想做的事，他們不是想要改變，而逃跑或移民是他們主要的想法。二十大的體制不會受到真正的反抗，他在過去兩年多的疫情間，二十大的極權體制已經確立下來，上海在這次疫情中，提前看到二十大之後極權體制的到來。

吳強是中國獨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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