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群體免疫實無奈 清零政策不科學

德國之聲：這兩天中國福建的抗疫工作引發了國際關注。在58個受感染的兒童中，年齡最小的只有三歲。小學生們深夜在教室裡等待檢測以及三歲的幼兒拉著箱子自己去隔離的照片，備受爭議。您看到照片之後，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黃嚴忠：我最大的感受是這似乎令人難以置信，雖然也有其他國家採取類似的零感染措施，但是我第一次聽說有幼兒要離開父母被送去單獨隔離，我覺得這可能對孩子的身心健康無益。類似的做法與清零政策下地方官員的激勵機制有關。地方政府面臨很大壓力要在短期清零，往往會不計代價和手段，採取一些過猶不及的做法。

德國之聲：有觀點認為中國這樣的國家人均醫療資源不足，而且地方差異大，因此，中國選擇清零政策是有必要性的；而西方是初期防疫失敗後沒辦法，才提出共存的政策。您如何看待這兩種爭論。

黃嚴忠：這種說法並非全無道理。中國較早地有效管控疫情是有目共睹的，因此需要鞏固既有的防疫成果。一旦放寬政策，一方面可能導致既有成果的喪失，另一方面也會引起公眾對原有政策正當性的懷疑。而西方在疫情失控的情況下提出"群體免疫"概念，其實質就是共存觀點，這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無奈之舉。

然而，如果中國已有80%以上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種，並且根據官方說法，疫苗可以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率，那麼是否可以考慮適當放寬原有的圍堵措施和嚴防死守的策略。否則就會讓人質疑大規模接種的有效性和必要性。特別是在考慮實行清零政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德爾塔毒株傳播力顯著增強的情況之下，需要思考維持原有政策的成本以及它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我認為，中國為了避免出現西方防疫失敗的類似情況而必須保持零感染的觀點不科學，而且這種做法難以持久，對於中國的長遠發展無益。

德國之聲：您認為美國防疫工作有什麼失誤之處？最大的問題在哪兒？

黃嚴忠：拜登上台後設立執政百日為國民接種一億劑新冠疫苗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隨後，拜登政府又提出在獨立日之前實現全美70%的成年人接種疫苗，但這個目標的實現較預期晚了近一個月。然而，此時正值德爾塔毒株在美國加速傳播，70%的疫苗接種率已經不足以形成免疫屏障。一方面疫苗對預防德爾塔毒株的有效率開始降低，另一方面出現了突破性感染。現如今，80%以上的疫苗接種率才有可能形成免疫屏障。然而，疫苗懷疑論者在美國佔據25%-30%人口，出於此類政治因素，如果不採取強有力的措施，疫苗接種率很難達到80%，所以這也是美國正面臨的困境。

德國之聲：拜登政府近日宣佈，11月開始將放寬入境限制，允許打過疫苗的人入境美國，無需隔離。中美疫苗是不是有可能互認，從而能夠使得中美人員流動更加容易？

黃嚴忠：我認為中美之間的疫苗是可以、也是應該能夠互相承認的。入境協調方面的合作本身也應該成為中美之間合作，特別是在應對疫情方面所進行合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最近，拜登政府公佈了關於放鬆入境管制的消息，只要打過世界衞生組織承認的疫苗的旅客，可以進入美國並不用隔離。這當然也包括中國的疫苗。

但是，這不應該是單方面的事情。對應地，中國也應該承認美國的疫苗，即對於打過美國疫苗的外籍人士和華僑也應該提供類似的方便，做一些靈活性的調整。

總之，這些問題需要雙方坐下來進行談判，作為中美兩國疫情合作協調方面的一個組成部分來談判。

德國之聲：中美兩國在新冠起源這個問題上仍舊爭執不休。一種觀點認為必須要徹查新冠的起源，追究賠償；一種觀點認為這是一個永遠不會解開的迷，人類應該向前看，總結教訓。作為全球公共衞生專家，您如何看待徹查新冠起源問題以及其中的必要性？

黃嚴忠：我認為探究新冠病毒的起源是有必要性的，特別是考慮到未來如何應對疫情。然而，此次新冠疫情的溯源問題完全被政治化了。以往全球疫情的溯源均未演化為政治問題，國際社會未曾認定一國是流感的"源頭"而要求其對此負責並進行賠償。中國政府最初也沒有在疫情起源問題上提出爭議，但是在去年2月底開始的中美雙方的互動中，中國官方提出武漢首先大規模爆發疫情不等於就是病毒源頭的觀點，美國隨後做出反應，特別是川普开始大談"中國病毒"，並提出中國實驗室洩露病毒的說法。此舉將新冠病毒溯源問題複雜化、政治化，使中國感受到很大的壓力。一經被認定是病毒的起源地，中國似乎就需要對全球疫情負責，例如有觀點要求中國支付10兆赔償金。

所以疫情溯源問題一旦被政治化，將使得本來就複雜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充滿爭議，就像中美兩國在過去70年間對美國是否在朝鮮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的問題始終持不同觀點。所以，在溯源問題被政治化的形勢下，我們可能永遠找不到新冠病毒起源的答案。

德國之聲：前陣子印度嚴重的疫情引起了世界上的廣泛關注，很奇怪的一點是，非洲的情況似乎很平靜，這是因為媒體沒有注意到，還是那裡的疫情沒有想像中的糟糕？

黃嚴忠：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認為可能有幾個不同的因素在相互作用。第一，非洲國家受限於基礎設施，其民眾接受核酸檢測的人數較少，已經感染新冠的民眾由於未進行及時檢測，所以沒有被列入統計數據。第二，相較於歐洲等人口老齡化的國家，非洲國家的人口結構相對年輕。由於老年人口對新冠病毒缺乏免疫力，因此死亡率相對較高。然而，在非洲感染新冠的人群中年輕人所佔比例較高，所以死亡率反而較低，不容易引起媒體的關注。第三，新冠疫情在非洲社會的影響和受重視程度可能相對較低，這裡面有個"觀念"的問題。就像中國認為零感染是了不起的成就，但美國更關注維持國民零感染所付出的代價。

德國之聲：現在距離新冠疫情在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爆發快兩年了。對於這次給人類生活帶來重大影響的疫情，您覺得我們應該吸收的最大教訓是什麼？

黃嚴忠：國家間缺乏一個相互協作的全球疫情監測及反應系統。一方面，一旦有國家監測到不同尋常的疫情爆發，應盡快向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傳遞這一訊息；另一方面，其他國家也需要採取積極行動，不要自認為本國的公共衞生系統足夠完善而掉以輕心，有很多協調工作需要完善。這個問題在埃博拉病毒爆發後便已經被提出，但是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決。許多政治因素妨礙了國家之間的協作，我認為中美兩國在應對疫情上都負有很大的責任，無論是綜合考慮兩國的人口基數還是疫苗生產能力以及個人防護裝備的生產能力。然而迄今為止，兩個國家除了相互指責，在如何合作應對全球疫情方面並未進行認真有建設性的對話。

德國之聲：很多人都很奇怪為什麼2002-2003年間的SARS就沒有發展成全球疫情，而這次新冠疫情卻蔓延到全球？

黃嚴忠：首先，如果將SARS和COVID-19進行對比，SARS病毒一般在感染者出現發燒、咳嗽等明顯症狀之時才發生傳播，因此很容易識別並採取有效的公共衞生措施加以應對，但是COVID-19的無症狀傳播和潛伏期傳播程度極高。其次，2003年SARS爆發時，中國的外貿進出口在世界貿易總量中佔比相對較低，而現今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已經從2003年的5.3%上升至2019年的12.8%，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更加緊密。SARS為什麼沒有成為全球大流行傳染疾病是一個值得繼續思考研究的問題，這也許存在運氣的成分。2003年一名SARS病毒攜帶者在美國紐瓦克機場轉機時已經發病，回到加拿大後成為一名超級傳播者。如果她/他選擇在美國停留進行救治，美國可能成為SARS病毒的又一個爆發地。在這個意義上，疫情的傳播是有偶然性的。但可能更重要的還是病毒本身的特性，相比SARS，新冠病毒的人際傳播速度更快、潛伏期更長。

採訪專家：黃嚴忠教授是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衞生高級研究員、美國西東大學 (Seton Hall University)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暨全球衞生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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