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西方的新左派

德國之聲：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不光在中國，就是在德國也有許多高中生、大學生兜裡揣著也被稱為"紅寶書"、"毛聖經"的《毛主席語錄》。他的名言，即花體印刷在信仰社會主義的學生組織散發的傳單上，也被議會外反對黨（APO）組織的遊行隊伍此起彼伏地高呼。德國以及其它西方國家的年輕一代為什麼會如此熱衷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熱衷毛澤東？

Wemheuer：很根本的前提條件是，當時的西方社會已存在接納相應事物的意願。當時許多西歐國家陷入一場意義危機，許多年輕人，許多知識分子，還有工人，開始對自己所生活的社會提出質疑。越南戰爭在此產生了很大影響，因為美國一邊在越南犯下滔天的戰爭罪行，一邊卻以西方道德權威自居，使人心生疑問。

但就當時的另一陣營而言，蘇聯在很多人心目中也是名聲掃地。自從蘇聯鎮壓了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起義後，西方左派就開始尋找其它的革命模式、革命樣板，而自六十年代中開始，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恰好就對上了左派的這種尋求。

德國之聲：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國這個共產主義國家的訊息、想像是怎麼傳播到歐洲的？那時不像今天這樣，還沒有網路，就連常駐中國的記者站，西方媒體都沒有。

Wemheuer：很重要的一條渠道是西方尋訪革命的行者，就像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這樣的作者。斯諾在三十年代曾訪問過共產黨在延安的根據地，他當時撰寫的《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六十年代中期又大量再版發行。斯諾在書中將中國共產黨描述為有別於蘇聯的植根民間、民主的另一選擇。瑞典作家揚‧米爾達（Jan Myrdal）的《來自中國鄉村的報導》（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一書也發揮了很大影響。

不過，中國政府所開展的宣傳工作也不容輕視。自五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政府就推出一系列針對國外讀者編輯撰寫的期刊，並從六十年代開始發行各種語言的版本。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我們可能會說，那是生硬笨拙的政治宣傳，但我從對那個時代親歷者的訪談中發現，當時德國許多左派知識分子至少在一開始也是對那些話很當真的，特別是所謂的K組，即繼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後，於七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在西德很多地方成立的各種共產主義的黨派，對中國這些官方刊物尤其當真認同，並將其內容視為非常重要的參考來源。

德國之聲：文化大革命給人帶來的痛苦、給國家帶來的破壞，當時西方知道嗎？

Wemheuer：1966年夏，教師被毆打、文物被破壞時，德國《鏡報》以及其它一些新聞媒體還是對其進行過報導的。但對1968/69年恢復秩序後軍隊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人們肯定是知之甚少的。中國國內對此也沒怎麼報導，因為當時的清理做法是經典的史達林式做法，任意逮捕、處決對手，或將其關進勞改營。

較新的研究結果表明，文革非正常死亡者數總共在120萬到160萬人之間，其中大部分受害案件發生在非造反、非武鬥期。1966年夏的紅衛兵造反，可能致使一萬人喪生；隨後的武鬥，奪去了幾萬人的生命；但後來清隊運動的受害者人數，卻是以數十萬計的。

德國之聲：假如當時西方左派對中國所發生的那些事件瞭解更多的話，他們的反應會是另一種的？

Wemheuer：對此你只能猜測了，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在新左派中，已形成一種理性化看待暴力的觀點，其論據之一就是背負納粹歷史且身為"帝國主義"國家之民的德國人，無權給中國的同志上何可為何不可為的道德課。譬如有些K組（共產主義的黨派 ）甚至在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政權1978/79年被推翻後還為其辯護，不過另一些很早就與紅色高棉政權劃清界限了。

德國之聲：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怎麼會成為西方1968年學生運動的榜樣呢？西方這場運動在哪些方面和中國的文革掛上鉤了呢？

Wemheuer：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在一開始是反對教師、反對學術權威，在第二階段即從1966年秋開始也反對黨內官僚主義的學生運動。在這些方面，西方很多人看到了可類比之處，尤其是在義大利和法國。當時人們對這兩個國家的共產黨的感覺也是過於官僚，過於改良主義。這兩個黨的許多黨員、許多擁護者發現：喲，我們所處的情況，和中國這些鬧革命的年輕人很像呀。

除此之外，中國的第三世界思想也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依照該思想，第三世界正發生著一場反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中國早在文革前就非常積極地把自己視為第三世界國家擺脫半殖民地命運的典範而加以推廣傳播，譬如接收非洲遊擊隊員到中國培訓，向非洲國家派出顧問等，並把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當作普遍適用第三世界解放運動的成功範例而大為宣傳。因此，在這個基礎上，文化大革命也被視為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運動，而非僅僅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運動。

這一點，甚至也得到德國保守界和反共界的青睞，因為它指出一條走出兩極世界、走向多極世界的途徑，為與中國聯手共同對付蘇聯提供了可能性。甚至像弗蘭茨-約瑟夫‧斯特勞斯（Franz-Josef Strauß）這樣的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的人，也對毛澤東表以讚揚之詞。

德國之聲：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西歐1968年的學生運動在進行過程方面有相似之處嗎？

Wemheuer：有。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階段，即從1966年夏至1967年春，是所謂的人民文革階段，那時有不少時候是人民即興向既有體制造反。1968年德國和法國的大學生反權威運動，情況就挺類似。中國後來的情況變得太亂，毛澤東便嘗試先用軍隊，然後再借助黨的力量，恢復秩序。直至1976年過世，他一直都在致力於修復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

歐洲也在1968年底、1969年初反權威階段趨向尾聲時，出現了學生運動其實算是失敗、人們還是需要較為穩固的黨組織架構的看法。西方的積極運動者對文革的這一轉折好像並沒有怎麼意識到，就是在相應的轉折過一段時間後也在西方出現時，他們也沒有意識到，義大利左翼共產者就是一個實例，特別是其中的"宣言"小組 (il manifesto)。該小組1969年的時候還在借鑑文化大革命的即興性、反權威性，雖然這一做法當時在中國其實已經不再進行了。

德國之聲：如果把文革時期中國對西方的影響，與今日中國對西方的影響相比較的話，您有什麼看法？

Wemheuer：毛澤東是想天翻地覆地改變世界，但最終，革命的結果是導致今天一個強大的中國得以融入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融入已有的權力架構。但中國今天的"軟實力"卻遠遠比不上1968年那個時候的。今天大概只有極少數德國人會說，在體制方面，德國應該向中國看齊。

Felix Wemheuer（中文名：文浩）是德國科隆大學東亞研究所現代中國學教授，著有一本2009年出版的毛澤東傳記。

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導，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