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中國「雙循環」給德國經濟帶來機遇

（德國之聲中文網）10月29日，為期四天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北京閉幕，官方媒體新華社在當日發布了會議公報。除了肯定十九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國在各領域取得的成績，包括在防控新冠疫情方面的「重大戰略成果」之外，公報還指出，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雖然公報全文篇幅冗長，但是仍然不難從中看出北京在經濟發展領域傳遞出的全新政策導向，那就是以內部市場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同時致力於發展科技創新，減少在關鍵技術領域對他國的依賴性。

中國距離「科技強國」還有多遠？

德國法蘭克福金融管理學院（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 and Management）中德金融經濟中心主任勒謝爾教授（Prof. Dr. Horst Löchel）認為，中國在科技創新領域還有較長的道路要走。他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指出，雖然在IT領域，比如社交網路、智慧型手機、人工智慧等領域，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差距不大，「但是在其它領域，尤其是著眼物聯網以及工業4.0的普及，也就是工業生產的數字化方面，德國（跟中國相比）仍然有著很大的領先優勢，特別是在中小企業這個范疇內。」 

不少專家認為，隨著「雙循環」概念的提出，尤其是著重強調國內循環，中國的經濟政策出現了一個「重要轉向」。而這一轉變主要是對美中貿易爭端做出的回應。川普担任美國總統以來對於中國經濟展開各種攻勢，包括對華為、中興等中國科技企業採取切斷供應鏈，以及努力說服多國將其排擠在5G網路市場之外，都讓北京意識到，中國的經濟存在不少脆弱的環節。

雙循環意味著要與世界游戲規則「脫鉤」？

宏觀經濟學家勒謝爾教授認為，中國拉動內需，刺激國內市場的做法是合理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要和世界脫鉤。「中國仍然依賴於世界經濟，不管是在科學技術專利方面，還是在出口市場方面」，他強調，「雙循環」概念的提出和對「國內循環」的重視，與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化，在全球產業鏈中保持自己的存在並不存在矛盾衝突。

勒謝爾教授分析，告別昔日「世界工廠」的形象，中國希望通過刺激國內消費和促進科技發展來拉動經濟增長，成為「高新科技的吸收者或者是高端產品的出口國」。

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經濟專家曾林（Max J. Zenglein）也在接受德新社採訪時表示，北京對於在華外國企業對其自身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十分清楚」。他強調，在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經濟領域，來自外國的投資，或者是科研合作，對於中國來說都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面對願意參與這一領域的德國企業，中國方面會鋪出歡迎的紅地毯」，曾林表示。

這是德國的機遇還是挑戰？

自從美中貿易爭端愈演愈烈、新冠疫情危機以來，在德國政界和經濟界就有不少聲音指出，德國應該擺脫自己對於中國的依賴性。然而在歐美國家普遍深陷第二波疫情困擾，而中國經濟社會生活又大範圍恢復正常的情況下，中國市場或許是不少德國企業尤其是汽車製造商在2020年唯一的希望所在。

對此勒謝爾教授表示：「我既不認為德國經濟對中國存在依賴性，也不認為我們要擺脫對中國的依賴。而中國拉動內需的政策其實在加強國內市場的同時，也是給在華設立分支機構或者是向中國出口產品的德國企業打了一劑強心針。」他強調，如果要像很多人呼籲的那樣，擺脫對中國的依賴，那就意味著要承擔經濟上的損失。

所謂「新冠贏家」不是來自「體制優勢」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10月下旬公佈的數據，今年第三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實現了同比4.9%的增長。中國或許將是本年度唯一能保持正增長的世界主要經濟體。對此，北京似乎樂意於將抗疫和經濟復甦的成功歸結於中國的「體制優勢」。對此，勒謝爾教授並不以為然。

他提出韓國作為例子：「韓國實行的是西方市場經濟模式，政府不會像中國那樣對經濟實施過多的干預。韓國今年也有望維持增長，同時疫情防控也做得不錯。我認為這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並不是政治體制，而在於民眾的行為。」他指出，亞洲各國的疫情防控整體上看都比歐美要成功，這是因為亞洲民眾對於這個病毒的風險更加警惕，也能更自覺地遵守防疫規定，這與歐洲和美國民眾，尤其是不少對病毒掉以輕心的年輕人，形成鮮明對比。

對於近來持續緊張的台海局勢，以及實施國安法之後的香港，會議公報沒有具體提及，僅僅以「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的常規性表述簡單帶過。除了經濟發展規劃這個「重頭戲」之外，五中全會公報中也提到了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改善環境品質的發展目標。今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宣佈，中國將致力於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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