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黑色的「一帶一路」和中國特色的種族主義

（德國之聲中文網）人們都說夏天無新聞，中國的夏天也如此。雖然難免季節性的洪災、颱風，雖然各地不時發生一些驚悚的社會新聞，但是剛剛過了大阪G20峰會後，中南海繼續不斷召開黨建會議掩蓋經濟問題和政策分歧，北戴河會議召開在即卻總是密不透風，公眾也無從得知香港不久前的大規模抗議在北京高層引發的持久爭論將如何發酵。如此背景下，山東大學的"學伴制"突然刷屏了中國社群網站，一時風雨欲來之勢，打破了夏日裡的茶杯。

按說，所謂學伴制雖然在中國大學算得上一個新鮮事物，但是就像山東大學在大學生志願服務下倡導的學伴制，或者當下中國幾乎任何一個中小學都在推行的社區志願服務，往往都流於形式主義，不會有多少人真正在意，可是其中的"涉黑"和校方的各種"利誘"手段一經曝光，就引起軒然大波。圍繞頗具中國特色的"種族主義"情感，在過去的幾天，中國公眾憤怒地聲討山東大學校方給予留學生的"超國民待遇"，抨擊校方引誘山大女生"結交異性留學生"。公眾的憤怒情緒還擴散到對中國校園越來越多的"黑人留學生"和"垃圾留學生"的不滿、和對習近平"一帶一路"倡議下吸引留學生的"習躍進"教育政策的不滿。

如果留意去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中國社會內部各種不滿情緒的上升，那麼這次貌似種族主義的一次輿論衝突將如何發展，便十分的引入注目。相比1980年代大學校園裡發生的不多幾次衝突--1979年上海紡織大學、1986年天津南開大學和1988年底、1989年初南京河海大學分別發生的漢族學生與黑人學生發生的衝突，有關起因的優待留學生政策、非洲裔學生的膚色和這些學生與漢族女性的交往等幾乎都沒有什麼變化，只是喧囂的領域從校園轉移到了網路社群網站，最為積極的似乎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更多的是過去幾十年畢業的老學生。然而，1980年代的那三次衝突無一例外地都分別奇怪地與當年更大範圍的學潮有關，甚至擔當了導火索，儘管這種運動上的動員關係至今仍是個謎，卻讓人禁不住對山東大學的"學伴門"事件浮想聯翩，譬如這一"非政治性事件"是否可能轉化為政治性事件甚至更大規模的抗議行動。這本來也是習近平年初在政法工作會議講話上最為擔心的所謂政治安全問題。

當然，在中國政府的嚴密控制和宣傳調門的精確調整下，公眾的不滿或不至於很快轉為類似1980年代的抗議行動。不過，貫穿其中的、未變的、中國特色的種族主義，卻在"偉大中華復興"的民族主義狂熱中泛濫，然後自我顛覆著中國政權的"一帶一路"戰略。這也是山大事件所折射的中國政治社會當中最為吊詭和諷刺的地方。畢竟，不久前中國教育部留學中心領導、前駐徳教育參贊劉京輝在一次正式講話中，表明這些面向"一帶一路"國家"大躍進"式的擴招和校方優待系出政治目的，有著跟西方國家爭奪亞非拉學生、為"一帶一路國家"培養親華勢力的政治意圖。這一意圖還在今年五月初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被再次確認。而且事實上，按照中國教育部2019年初的統計數據，雖然截止目前，在華約50萬留學生的來源國前十五位均無非洲國家，但是屬於"一帶一路"國家的泰國和巴基斯坦僅次於最大來源國韓國，位居二、三，取代了幾年前韓、泰、美的格局，非洲生源則超過8萬人，佔16.57%。中國政府越來越傾向利用豐厚的政府獎學金和校方所提供的優惠待遇來吸引"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試圖與西方高教體系爭奪亞非拉的生源。

傳統上，選擇到西方國家特別是英、法等傳統殖民宗主國學習，是大多數前殖民地的亞非拉國家保持其精英再生產的重要環節，也是維護與前宗主國關係的重要紐帶。中國官方留學政策傳統傾向到歐美學習科技，大多數自費留學生也以歐美發達國家作為第一選擇。1990年代期間中國政府甚至與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合作開設了中共幹部進修項目，學習美國的政府管理，劉鶴副總理即受益於此。於此同時，自1960年代開設的吸收海外留學生卻以亞非拉尤其是非洲學生和東南亞華人為主，配合著中國在安哥拉、扎伊爾、坦桑尼亞、贊比亞等東西非國家和東南亞的革命輸出，包括曼德拉在內的許多非國大領導也曾到過中國接受培訓。不過，從一開始就給予這些留學生的專門和隔離性的優惠待遇似乎就激起了不少非洲學生的不滿，其中一些激進的學生憤然退學，抗議這種工具化、隔離化的逆向歧視，這種做法也埋下了1980年代中國本地學生不滿的導火索，甚而也是今天中國對待"一帶一路"學生的傾斜政策根源，更被各校團委以極盡諂媚方式加持為"三伴一"的學伴制。

按照旅美學者程映紅在其新著《種族論爭和中國的崛起》的觀察和解釋，這個始於1960年代的問題、在21世紀初因為廣東非洲移民增加和恐怖主義上升所引發的在草根與民族國家兩個層級、在網路和知識分子領域都存在的"反黑主義"，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昆侖奴傳統和清末以來中國融入全球社會遭遇的種族焦慮。而且，這一種族焦慮從嚴復對進化論的翻譯引介開始，構成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運動的核心，有關亡國亡種的民族主義競爭，這是五四運動的主題，也融入中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在此基礎上，中共的階級論和進化論乃至全球觀進行了奇妙的混合，也從一開始就內在地產生了自我否定的緊張：一方面，中國在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上將亞非拉尤其是黑非洲劃分為較低的第三世界，而以"落後就要挨打"的民族主義觀則持續強化了民眾對黑非洲或者所有"動亂地區"的"落後"印象，和這種刻板印象在其鼓吹的帶著很強夷夏之別烙印的中華文明體系中的等級位置。某種意義上，這種結合革命時代和近年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世界觀才是民眾對非洲的歧視根源。

另一方面，革命時代的"非洲神話"卻是中國官方機構對非洲留學生施以"特別"照顧的心理根源，也就是中國社會普遍相信的毛時代中國外交官口述之"中國進入聯合國是非洲兄弟抬進去的"。儘管如程映紅新著中所分析的，另一歷史見證者熊向暉曾經大力反駁這一神話，指出過在76個投贊成票的聯合國成員國當中只有20個黑非洲國家，但是，這一對輸出革命時代非洲角色的"去魅"似乎並沒有多少影響今天中國領導人在面臨國際格局變動時的地緣政治考量，他們似乎努力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將冷戰時代中國曾經投入的東南亞和黑非洲重新納入中國的勢力範圍，以便在未來的多極化實則美國、歐洲和俄羅斯分別控制的世界體系中分一杯羹。

具體來說，在中國視角的全球化體系中，改革開放後向第一世界的融合努力已經在過去四十年為民眾塑造了一個等級性的全球認知，也就是在中國所努力追趕的無論是1950年代的趕英超美還是今天的"G2"神話與面向亞非拉的低端全球化之間的鴻溝並行地存在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活和生產體系中，習近平上任後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可以看作是對這一鴻溝的有意彌補，即在"製造2025"和轉移過剩落後產能之間尋找一條紐帶，擁有豐富原料和作為巨大新興市場的非洲無疑在其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美國海軍工程學院在十餘年前就已發現，在一份關於中國海軍的戰略研究報告中做出結論，中國海軍的擴張並無能力在太平洋全面抗衡美軍，而意在保護中國在非洲的利益，如同鄭和下西洋的現代版。

或許因此之故，無論民眾的一般印象，還是山東大學和學校團委的特別努力，或者許多城市特別是中國南方廣州所聚集的數十萬非洲居民，甚至充斥中國媒體的美國影視劇中的非洲裔形象，等等，到中國經濟連續增長邁向一個"強國"之際，中國官方操縱的競爭性的民族主義正在、也最終轉化為大眾對黑非洲的排斥，而且當這一排斥遭遇山東大學對非洲學生學伴制的性優惠聯想時，便重複著1988年聖誕節平安夜發生在河海大學的一幕。事後，超過140名非洲學生慌忙逃向北京各使館尋求救助，而中國大學生們也以民主和自由的訴求反對這種"特權"制的留學生待遇和支持這一特權的共產主義政權。中國今天的民族主義政權似乎也因此面臨著同樣的困境：中國公眾正在以民族主義——帶有性別民族主義和反黑民族主義的認知方式懷疑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把當前中國社群網站上的反黑種族主義情緒視作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場極右的或排外的民粹主義運動的話，那麼，這場幾乎就是由中國官方意識形態自己塑造出來的一場運動在未來將如何發展並且挑戰中國政權，譬如，是否會有極右翼組織以例如中國茶黨的名義湧現出來，這些反黑訴求是否將牽制中國政府的反美意圖，甚至，中國女大學生的父母們是否會組織起來以"救救孩子"的名義公開反對中國現行教育制度並且呼籲更多的教育資源公平化等等，都是一個十分耐人尋味和值得觀察的問題。

 

白信為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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