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無意改變強硬對抗西方的基調

（德國之聲中文網）美國日前對香港中聯辦7名副主任的最新制裁引發北京涉港系統的強烈反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批評美方所謂制裁充其量只是廢紙一張，通過制裁向中方施壓更是痴心妄想，表示過去幾年，中方針對美方所謂極限施壓進行了堅決鬥爭和有力反制，如果美方執意沿用這套伎倆，中方將奉陪到底。

上述所謂「廢紙一張」、「痴心妄想」、「奉陪到底」等用詞聽起來多麼熟悉，不錯，它正是北京在川普时期反擊華盛頓時的慣常表述，外界對北京的這套話語已經耳熟能詳。

今年5月底，習近平在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上強調，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講好中國故事，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輿論特別是西方媒體在解讀這次集體學習和習的講話時，作出北京要改變戰狼外交調子的判斷。

然而這很可能是西方媒體的集體誤判。從此次集體學習的主題聚焦國際傳播來看，習的確可能對北京的外宣系統不太滿意，呼籲提升「中國話語」在國際上的說服力。但是對外宣效果的不滿意不等於他認為外宣和外交的基調出了問題，應該改變。可能在習看來，北京外交和外宣的強硬作為基調是沒錯的，對美國糾集盟友對中國的圍堵就必須強硬懟之，要改變的不是這點，而是如何用一種更好的方式讓北京的強硬外交發揮最好效果，目前被外界稱為「戰狼式外交」的北京的外交尚沒有將中國應有的國際形象和地位展示出來。

其實，研判習集體學習的講話，他最關注的問題是中國的國際傳播要形成同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但現在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不能很好地反映這一點，讓中國在同美國和西方的對抗中處於輿論上的被動，形象被歪曲，因此，他要中共各級官僚特別是外交和外宣系統深刻認識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加強頂層設計和研究佈局，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提高中國的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這才是習近平不滿外宣系統的意圖，而非要改變戰狼外交本身。

習近平要的是用西方的傳播方式宣傳他的強硬路線

是次集體學習過去一個半月了，從這段時間看，北京的戰狼風格並未因習的講話而有絲毫改變。無論是外交部發言人的答記者問，還是前不久副外長樂玉成接受某中國網站的專訪，以及北京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對美國和西方盟友的反擊，乃至習本人的七一講話，外界都難以看到一個溫和的中國外交風格的轉換，相反，依然是那樣的好鬥和咄咄逼人。當然，北京會說，這是美國逼的，中國講究來而不往非禮也，當華盛頓號召盟友處處要跟中國過不去，打擊中國時，要北京不反擊是不可能的。中國外交部官員就是如此解釋北京的外交何以這般「戰狼」的原因，他們稱，和中國比，美國才是真正的戰狼。

其中，北京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美國和英、加、澳、日的攻擊充分表明習近平要加強中國國際傳播能力的真實含義。在6月開始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北京一改過去在人權問題上被動挨批的姿態，主動出擊，連續打出組合拳，反擊美國在原住民、兒童、難民和移民等問題上嚴重侵犯人權，指責加拿大對原住民實施種族滅絕，抨擊澳洲军队在阿富汗刺殺平民，在英阿馬島之爭中支持阿根廷，批評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核污染水排海。北京對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凌厲攻勢可能多少出乎它們的意料，因為北京在人權問題上以前是攻少守多，經常陷入被動解釋，現在主采攻勢，跟中國國力上升尤其是疫情後的經濟快速恢復以及美國在拜登上台後沒有停止打壓中國有關。北京認為自己如今有底氣反擊美國，抗衡西方。而這正是習近平需要的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提高中國國際話語權。

西方媒體以及很多中國人之所以會產生北京外交要轉向、調子要改變的印象，原因是只關注習的講話中給人「軟」的部分，而忽視習在同一篇講話中也有「硬」的成分，更刻意忽略這次集體學習的主講人背景。要完整理解習近平的講話，不僅看他怎麼說，也要看他請什麼人主講。而此次政治局集體學習的主講人恰恰是張維為，這並非是巧合。

研究中國公共外交、對外傳播的學者一大把，為何獨獨看中張？因為張身上恰恰有習需要的東西。張即使不是中國的頭號鷹派，也是最主張中共價值、吹捧中共模式的學者之一。然而，張又有長期在西方生活和工作的經驗，瞭解西方的傳播範式和受眾心理，能夠用西方聽得懂的語言來講授中共故事。這也正是習在意的。張多次說到他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心得：「我覺得中國也確實到了這麼一個時候，對於誤讀中國，特別是惡意誤讀，該出手就出手，該調侃就調侃，該當頭棒喝就當頭棒喝，當然該和風細雨就和風細雨。」用這套宣傳模式，張從原來一個邊緣化的人物廁身體制，成為北京的座上賓。換言之，張瞭解習近平的心理，知道習要的是用西方的傳播方式宣傳習的強硬路線。

戰狼風格是秉持習近平的意志

外界觀察北京的外交和外宣，把中國的形象受損和戰略困境歸咎於是外宣過於好鬥所致，以為改變這種戰狼風格外交處境就會改觀，這實是幼稚想法。且不論圍堵中國是華盛頓的長期戰略，不會因為北京外交轉向而有本質改變，除非北京投降；單就這種戰狼風格的形成來說，它不是外交和外宣系統自身的問題，而秉持的是北京的意志，或者更具體地說，是習意志，如果習不想改變同美強硬對抗的想法，作為具體執行部門，充其量能夠做到的是在表述方式變得柔和一點，而不可能在外交政策的精神實質上變得溫和。

周恩來被譽為中國的外交大師，即使像尼克森這樣的反共人士，也被他的外交風度吸引，但他無法改變毛澤東的強硬外交路線，他所能做的，是用他的外交風格，讓其他國家理解和接受毛的外交路線。而現在的中國外交人員，從外交修養言，當然同周無法媲美，更沒有周的資歷和資本，因此，在目前政治高壓下，他們沒有動力向習建議改變，無論主動抑或被動，他們只能去迎合習。何況，他們可能也認為，中國沒有必要再對西方「低聲下氣」。

就習而言，他的認知可能是，中國既然僅次於美國，是世界第二強權，就該擁有相應的國際話語權，現在缺乏這種影響力，既是因為美國和西方不肯讓渡，也有中國自身的因素。前者暫時無法做到，可以做的，就是加強中國自身實力，包括傳播能力，搶奪國際話語權。經過川普四年和美國的較量以及疫情對各國的考驗，習如今對中共的這套體制和模式確有自信。他不想也不可能去改變好鬥的外交政策，這既因拜登政府在繼續抗中，也是習在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之下，塑造一個維護國家利益的強硬形象所需。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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