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中國財政政策轉向擴張

（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的經濟走勢是牽動全球的一件事情。前不久，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在今年四季度增發2023年國債10000億元，作為特別國債管理，時間從10月起，將增發的國債全部通過轉移支付方式安排給地方，數額5000億元，餘下的5000億元結轉明年使用。在新增1兆国債後，中央財政將全國財政赤字由原來的38800億元增加到48800億元，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突破了中國政府長期堅持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有關赤字率不得超過3%的警戒線。

另外，有政府背景的經濟智囊主張，在房地產市場持續調整和地方政府財政基礎持續改革的環境下，明年的財政赤字率不宜太低，較2023年應該有明顯提升，換言之，明年中國政府的赤字率會超出4%。

中國政府關於赤字率的最新舉措以及學者的建議，表明已經放棄過去謹守的穩健財政政策，而改採激進的或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個政策轉向的背後，當然是中國經濟的不樂觀和解決地方債的需要。

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

中國經濟在去年底放棄清零政策，恢復正常生活後，並沒有像多數人預期的那樣有一個強勁反彈，今年前三季度呈現的是一種充其量可稱為弱復甦的態勢，時有反復，第三季度的數據貌似經濟渡過了最壞階段，然而，10月採購經理人指數這一領先指標重又回到50的榮枯線下，雖然全年5%的經濟增長目標大概能夠實現，但也表明明年的經濟態勢依然不很明朗。

經濟的走弱體現在組成整體經濟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都陷入疲軟。這又與房地產的衰退和地方政府的高負債直接相關。在過去兩年，中國政府都在解決這兩大難題。問題在於，房地產衰退和地方債又是糾纏在一起，這增加瞭解決的難度。

從目前狀況來看，要重振中國經濟，在三駕馬車中，政府能夠直接發力的主要在投資這塊。出口更多由外需決定，中國出口下降的主因是外需不足，政府在這方面能做的有限。消費則決定於就業和收入，以及國民分配體系，中短期而言，也不要指望這幾方面有非常大的改善，從而讓消費有一個大的提升。所以政府能夠做的、也是中國政府擅長做的，還是投資。

過去多年，在中國經濟界尤其經濟學者中，關於恢復經濟增長是否更多依靠投資還是消費展開了激烈辯論。投資為主就需要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官方話語是積極財政政策；消費為主短期需要政府直接發錢刺激，長期需要對經濟體制進行結構性改革。

按照一些經濟學家的描述，過去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問題，而不是周期性的。"總需求低迷和產能過剩並存"的格局難以根本改變，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不利結構調整、體制改革和增長品質的提高；相反的觀點則認為，中國經濟過去長期處於有效需求不足狀態，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可以扭轉GDP增速持續下跌趨勢，並且為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創造有利條件。

以中國社科院金融專家余永定等為代表的學者近年來一直呼籲中國政府要實行更加激進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余認為，在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下，彌補"總需求不足"，扭轉中國GDP持續下跌趨勢的主要出路依然還是基礎設施投資，通過政府支持的基礎設施投資創造"擠入效應"，帶動私人投資，進而帶動整個經濟的增長。而中國的基礎設施有很大投資空間，包括新基建，以及在技術革新、產業鏈重塑和民生工程等方面，都需要政府投資的貢獻。

中國經濟和《馬斯特裡赫特條約》

中國政府之前接受的是前者的主張，強調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穩健，宏觀政策相對偏保守，具體表現在嚴格執行《馬斯特裡赫特條約》關於政府赤字率不得超過3%的警戒線，雖然在疫情期間偶爾有所突破。然而，今年中國經濟弱復甦的嚴峻現實，迫使政府不得不採納後者的主張。

目前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中，像世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上海財大校長劉元春以及北大國發院姚洋等一批學者都建議，逆周期的調節要實行積極或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他們中的一些人，比如央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2016年的一篇文章就分析稱，財政赤字率並不存在確定統一的警戒線，其高低應根據一國的債務余額和結構情況、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利率水準等因素綜合考慮，《馬斯特裡赫特條約》3%的警戒線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

盛松成認為2025年將赤字率擴大至4%的水準，甚至更高，仍可將中國政府的負債率控制在70%以內，不會帶來較高的償債風險。也有學者表示，只要中國經濟處於6%或以上的增長空間，就業和收入有一個持續的保障，就不必擔心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帶來高通膨，亦即通膨不會成為一個嚴峻問題。

但這些主張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經濟學家，也表示要接受過去的教訓，不能把發展經濟的責任簡單推給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必須承擔更多的基礎設施投資的責任。地方債的產生和房地產經濟模式的出現，原因雖然很多，但與中央政府將經濟發展的主要責任讓地方政府來承擔，卻又不給地方政府相應財力做支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說白了就是，朱鎔基在1992年實行的分稅制改革要為今天的局面負重要責任。

中國房地產：再也無法回到從前

中國的地方政府是一種發展型的政府，在地方競爭和官員政績依靠GDP增長的壓力下，各級地方政府尤其低層級地方政府，自身的財力根本不足以去支撐經濟的發展，只能通過壯大房地產和土地財政，用市場化手段融資的方式去做大地方經濟。這個模式在過去相當長時間內有效，然而，當人口結構出現不可逆的負增長，住房市場由於"房子不是用來炒而是用來住"的重新定位，人們的預期也發生了根本改變，在此情況下，房地產的整體生態也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再想回到從前的繁榮景象不可能了，於是地方債大量出現。

中國從2015年起開始了地方債的化債工程，目前已實行了四輪，但最保守估計，地方債至少還高達30兆的規模，除了京、滬、深等少數城市外，地方政府尤其中西部地方政府，靠自己沒法再去發展經濟，它們的財政收入，用來還債都不夠。此種狀態下新增的1兆国債，雖然不是直接用於化解地方的存量債務，而是地方的災後恢復重建、防洪等水利基礎設施建設，但實際上是中央政府在承攬過去由地方政府承擔的基本建設之責，這樣地方政府可以把節約出來的這部分錢用來還債，避免地方債風險的擴張，降低地方債務的存量規模。

由此看來，中國政府已經完成了宏觀經濟政策的辯論，明年政府赤字率突破4%是個大概率事件，甚至有學者提出更激進的主張，將國家財政在今後十年的年均財政赤字率提高到5%以上。中國政府在日前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也表示要建立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這意味著中央政府要承擔全國性或區域性重大基礎設施投資的責任，不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是做不到的。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導，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

© 2023年德國之聲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如無德國之聲特別授權，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並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