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黨的財富與新領導的形象

（德國之聲中文網）習近平上任數周便提出要實現"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這在大多中國人聽來是理所當然的好事，卻一直遭到海外學者的詬病。本欄目曾摘錄秦家驄發表在加拿大《環球郵報》文章，他指出這不僅意味著中國新領導層重彈人民共和國的宣傳老調，而且這種鼓動"受害者"意識的做法讓世界擔憂：中國夠強大了，便應該向過去曾經凌辱過它的國家報復。本周中國問題評論員林和立在《蘋果日報》撰文，從另一個方面指出，中共在二十一世紀重提"神州富強夢"實非中國人之福，而是會讓老百姓遭殃。

林和立在文章中說，"其實小習高喊'民族偉大復興'並不出奇。第一，中國自清朝光緒'百日維新'已鼓吹民族富強夢，這理想也許大部份中國人都會認同；第二，國人本來期待習總拿出新的政改藍圖來打救千瘡百孔的中共，但小習缺乏他父親習仲勳的改革思維與破舊立新的勇氣，只有用舊酒新瓶來掩蓋他思想的貧乏。"

問題在於，林和立指出，習近平不僅沒有提出"強國"之後如何"富民"的方案，而且他所倡議的強國之路更有極端民族主義之嫌。 "中共一天不搞普世價值式的政治改革，窮兵黷武的結果只會是老百姓遭殃的同時在世界處處受敵，很簡單，解放軍與武警已經成為中共在國內專政的機器。近年中南海因為解決不了國內的深層矛盾，往往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名義上是捍衛中國主權與核心國家利益，但實際上是轉移視線"。塑造新形象適得其反？

新華社發表新任政治局常委的長篇特寫，中國官方媒體廣泛轉載，被認為是用來塑造中共新領導人的親民形象。《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這些文章似乎忘了，中共新領導人為了改變形象，剛剛要求對於他們的新聞報導應該精煉。

文章說，由七人組成的常委會是中共最高決策機構，其內部運作機制幾乎完全不透明。"這些特寫似乎是出於好意，目的是揭開長期籠罩在黨內領導人身上的神秘面紗。但文章的逢迎腔調卻提醒人們，如果習近平和其他幾位新晉領導人真的要履行加強黨群關係的承諾，那麼他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文章指出，這組特寫意思都差不多：中國最新一代領導人通過個人的艱苦努力與犧牲獲得晉升，但從未失去與"老百姓"的親密關係。但是，"有理由質疑習近平要求改革、反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呼聲。正如中國傳媒研究計劃(China Media Project)的班志遠(David Bandurski)在最近一篇部落格文章中所說，習近平所鼓吹的內容，很大一部分都在黨的歷史上這次或那次一陣風似的運動中推過"。

太子黨巨額財富激發民眾追求知情權

彭博社本周用長篇報導揭示中共"八大元老"的後人如何利用權力關係發家致富，並刊發若干評論，對這一現象進行分析。最新的一篇評論認為，這些太子黨富豪摧毀了人們對中國的前景的想像。

文章指出，這場人類現代歷史上最大的財富掠奪案之一，不僅惡化了中國的貧富分化，而且延遲了減少國家控制以實現經濟效率的改革。《紐約時報》關於溫家寶家族財富的報導，"對於費盡心機把自己塑造成謙虛而又儉樸的人民的'溫爺爺'的溫家寶總理來說，無疑具有相當的打擊力"。"中國政府的回應一直是憤怒，例如它指控《紐約時報》懷著政治動機，企圖動搖其統治。但是中國自身日益增長的腐敗問題，只能靠增加透明度來解決"。

文章認為，"要想讓中國大眾不知道真相，變得越來越難，這是對中共政權最大的威脅"。"中共看到國際媒體發表不討好他們的文章，可以關閉他們的網站，卻難以掩蓋由於財富越來越集中而產生的內部腐朽"。年初發生的薄熙來案，剛開始讓當權者感到滿意，以為可以如願以償地清除這個忘乎所以的地方領導人。但是，"當故事說到薄熙來家族積累巨額財富的時候，中共就失去了對其敘述的控制權"。它不僅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際媒體，而且讓普通民眾也覺得與網路審查制度值得一搏。儘管中共封鎖了Google、Facebook和 Twitter，卻無法讓公眾閉嘴，"他們發現很多具有創造性的途徑去避開防火牆，而這種情況將日益緊張"。

政治如何腐化作家？

研究中國文學與政治的著名學者林培瑞連續撰寫長文談論莫言，最新的一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分析"政治以何種方式影響這位作家"。林培瑞贊同孫笑冬(Anna Sun)對莫言的"病態語言"語言的分析：莫言所寫的幾乎每一頁都充斥著農村方言、社會主義流行語的老生常談，以及文學的裝模作樣的大雜燴，"陷入了毛式語言的陷阱"，但並非為他辯護的羅福林所說的是在"諷刺"，而是正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言："如果思想腐化語言，語言也同樣可以腐化思想。"林培瑞進一步發問，"生活在政治審查制度中的作家能夠找到方法寫出漂亮的作品嗎"？他說，"我反對莫言的下列寫作模式：在他的描述20世紀中國歷史的全景式小說中，每當描寫到中國的大災難時期，比如大躍進、大飢荒，莫言便訴諸'嫻熟的調笑'筆法"。"對於真正的讀者來說，莫言對歷史的輕佻的處理方式轉移了他們對難以正視的以及在深層文化中潛伏事情的關注"，這種規避"對於中國當局來說一定是值得歡迎的"。

林培瑞指出，"很清楚，莫言從1980年代至今，一直對政治壓力異常敏感，而且在不斷地調整他的政治姿態。他和其他同樣在體制內的作家的主要不同之處在於，他計算得更聰明，他也有更多不同的層次"。"莫言的政治立場體現在他的藝術之內，也體現在他的藝術之外。他的作品描述了地方上的政治暴力和腐敗（黨中央也希望尊重人所共知的事實），但是他避免做出是整個體制的問題的結論"。

摘編：張平

責編：文木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