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離臨沂有多遠？

大約半年前，當盲人律師陳光誠被非法監禁於他在山東臨沂的家中，無數探望者被阻攔毆打，我寫了《臨沂離北京有多遠？》一文（發表於德國之聲《北京觀察》欄目2011年10月25日），討論此案之根源。如今，陳光誠奇跡般逃離監禁，在美國大使館的幫助下治病療傷，我則要問「北京離臨沂有多遠」——不僅因為此案的輿論焦點從臨沂轉移到了北京，更因為陳光誠用行動證明維穩體制不過是皇帝的新裝。

陳光誠作為一個律師，維護底層民眾的權利，揭露地方官僚的腐敗，質疑非人道的計劃生育政策，被當局污以故意破壞財產和聚眾擾亂交通的罪名，入獄服刑四年多。刑滿出獄之後，又被囚禁於家中，家人也一並失去自由。這在中國的維穩體制中，並非特例，而是隨處可見。比如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沒有觸犯任何法律，卻長期被國安看管，而且沒有多少人敢去衝撞看管她的人。因此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此事並非發生在邊遠鄉村的偶然事件，而是維穩體制的必然結果。陳光誠遭受駭人迫害，並非碰巧山東臨沂的地方官員特別壞，而是國家維穩機器的系統性運作。

這次陳光誠在救援者的幫助下，以驚人的智慧和毅力逃脫山東臨沂，來到首都北京。然而，偌大的北京城，難覓其安全棲身之處。當他通過影片宣佈他已經獲自由之時，幾乎沒有人相信他得到了北京警察的保護，人們都不約而同地猜測他得到美國大使館的庇護。而幫助他離開臨沂的救援者，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南京，都受到警察的拘禁、調查和監控。這就進一步證實了我的判斷：「臨沂離北京的政治距離，並不比地理距離更遙遠」。

儘管如此，陳光誠案仍有兩個特殊之處——

其一，陳光誠自幼失明，靠自學法律，成為一個能幹的律師。正所謂身殘志堅者，是中共宣傳模式中典型的正面形象。陳光誠所在的山東省，就有一位被著力塑造的楷模張海迪。與張海迪不同的是，陳光誠學有所成之後，秉持良知為民請命，而遭政府嫉恨。在普通民眾心中，這更增加了他作為榜樣的份量。同時，陳光誠並不直接挑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雖然批評、反對和挑戰執政者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在中國卻成為一種罪行，而且會因此失去很多普通民眾的支持——而是利用現有法律來抗爭，當局很難對他進行污名化宣傳。

其二，陳光誠家住鄉村，維穩別具一格。地方官僚讓警察或者地痞流氓化妝成普通村民，長年封鎖進村路口，對探訪者以涉嫌偷竊的藉口進行搶劫和毆打。就其長期動用的人力財力而言（綜合探訪者和陳光誠揭露，每日看管數十人，每年耗資數千萬）,此案達到一個極致。同樣由於地處鄉村，官僚和警察行政級別較低，給了人們一定的挑戰空間。甚至讓人誤認為，這只是地方官僚違背中央旨意的膽大妄為。一些為執政黨辯解的人也習慣性地如此引導，彷彿只要驚動中南海，困局就會迎刃而解。於是一批又一批的人前往臨沂，並將遭遇通過網路傳播，越來越多的人由此看到維穩體制的殘酷、卑鄙和荒唐。

以最多的人數看管一個最不方便行動的盲者，結果這位盲者出其不意地逃出魔掌。故事的戲劇性結局震驚了世界。這固然跟此案的上述兩個特殊性有關，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個故事給了整個維穩體制一個響亮的耳光。維穩體制的核心思想是，只要捨得人力財力，政府就可以牢牢地控制住整個社會，恰好這又是一個可以任意揮霍納稅人錢財的政府，官員們於是對暴力維穩產生了病態的依賴。

從每一條街道到每一個村莊，從每一個車間到每一台電腦，中國政府對社會的控制空前嚴密。據稱維穩經費超過軍費，儼然一直沒有停止內戰。然而，借用中共革命史教材中的說法，這也等於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再多的人力財力，恐怕也難以像囚禁陳光誠那樣對待每一個反抗者，何況絕大多數人都耳聰目明——此案特殊性中挑戰權力的困難之處，比如陳光誠的行動不便及看管的嚴密，遠遠超過普通情況；而特殊性中看似容易的地方，比如臨沂不同於北京，卻在相當程度上屬於假象。

牢牢控制住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本身就是一個妄想，像安徒生童話故事中皇帝的新裝一樣自欺欺人。在此難堪處境中，中國政府應該藉機反思維穩體制的悖論，學習民主政治的社會控制模式，否則臨沂的故事隨時都有可能在北京重演。

作者：長平

責編：達楊

作者簡介：長平，中國知名媒體人，曾任《南方周末》新聞部主任，《南都周刊》副總編輯、南都傳播院首席研究員、2003-2004年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訪問學者、華東政法大學兼職教授。目前任職陽光衛視《陽光時務》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