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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陳桂棣先生，首先感謝您接受"德國之聲"的採訪。您和愛人吳春桃女士撰寫的"中國農民調查"引起強烈反響，獲得眾多獎項肯定。這本書是從揭露安徽阜陽一個村子裡的不公現象入手的。我想知道，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發源地的安徽農村，在您這本書出版之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陳桂棣：應該說變化還是很大的。我們那本書主要是反映了農民的負擔，因為當時安徽正在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準備推向全國。我們這本書出來以後，因為我們介紹了安徽進行試點的全過程。當時中央的這個方案是有缺陷的。這本書出來以後我們看到，安徽進行的稅費改革試點基本終止了。我們的書結束時間不長，中央就出來一號文件，提到要增加農民收入。我們也很高興的看到了，我們反映的一些問題得到了或是正在得到解決。我們重點反映糧食問題。中國搞市場經濟，為什麼中國農民的糧食就不能進入市場呢？要國家統購統銷？作品發表之後，我們可以看到，糧食市場放開了，價格也放開了。從05年，全國是06年，把農業稅取消了，這點農民還是非常歡迎的。還有我們反映的農民的教育問題，現在九年義務制教育在農村的孩子基本上學雜費都給免了。這都是一些變化。

德國之聲：您通過紀實文學創作實地進行考察接觸了不少農民，走訪了不少村莊。據您的瞭解，中國農民對改革開放有怎樣的評價？

陳桂棣：第一個呢，畢竟改革開放給農民帶來了很大的好處。人民公社那一大"公"基本被廢除了，大鍋飯也不吃了，大家幹活的大呼隆也沒有了。而且種什麼，怎麼種都有農民自己決定。總體來講，農民對改革開放還是非常高興的。但是現在也有一些問題，因為改革30年了，"大包干"給大家帶來的好處應該講還是很大的。但是隨著中國改革進入城市以後，農民看到的這個改革呢，就是好像與農民沒什麼關係，如果有關係，就只是增加農民負擔。

德國之聲：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常被引用，但是現在中國上下在倡導建立"和諧社會"。您覺得，中國在農村建立"和諧社會"應該從哪下手？

陳桂棣：現在"和諧社會"的這個概念提出來了就是因為社會不和諧。最主要的不和諧就是城鄉的差別，不是中國歷史上了，應該講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怎麼解決呢？我覺得根本的問題還是要解決城鄉分治的問題。因為這麼多年以來，城市一套治理辦法，農村一套。而治理城市是犧牲農民的利益。這樣一種以戶籍制度為標誌的二元體制結構必須要改變，否則談不上和諧。

德國之聲：今年9月召開的中共17屆三中全會圍繞三農問題，確定了土地流轉政策，您覺得中國農民的生活是否會因此有所改變或是改善？

陳桂棣：這個問題還有些複雜，為什麼呢？因為土地的流轉肯定會使一部分農民富起來，流轉了以後，土地向會種地的這部分農民手裡集中。就是規模化的經營，他肯定會富起來。現在問題中國是9億農民，我們根據資料得知有2億3000萬農戶。也就是18億畝地由2.3億農戶種，他肯定不會富裕起來。土地集中起來每家至少要有100畝他才能看到富裕。那就問題大了。他只能解決一部分農民的富裕問題，而絕大多數人在土地流轉當中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好處。所以要有配套的政策。土地流轉以後，大量剩餘勞動力必須要解決出路問題。就要解決農民工的一些政策問題。如果沒有配套政策只是土地流轉，大多數農民不可能富裕起來。

德國之聲：陳桂棣先生，如果讓您簡單概括一下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給您印象最深刻的變化，您會怎麼說？

陳桂棣：我有幾句話，第一句話就是改革開放的確給中國帶來很大變化，比如大多數人不愁吃不愁穿。相對來講也敢講講真話，起碼我能接受你的採訪不會有敵台賣國的嫌疑。這是中國一個變化。但是差別太大了，印象太深刻了。就像經濟學家吳敬璉說的，收入差距到現在這種程度，表明我們這個社會的確是生病了。還一個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我們搞經濟改革這麼多年，但是政治改革是滯後的。所以引起了一系列的社會矛盾，腐敗問題，司法不公，越來越複雜。也就是社會繁榮的同時還多潛在的危機都應該引起我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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