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外文摘：「國殤之柱」被移除的後果

（德國之聲中文網）《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國殤之柱"被移除：香港民主的喪鐘》，作者任萃言和周永康認為，港大校方下令將國殤之柱從校園移走的做法表明，香港高等教育當局看來是在遵循中央政府的命令，消除大學培養未來挑戰中國統治的政治領導人的潛力。根除民間組織，縮減保存1989年天安門事件創傷記憶的公共空間，這些做法實際上已把香港變成了另一個沉默的大陸城市。

文章說，國殤之柱對香港學生來說具有特殊的歷史、政治和文化意義，他們把紀念"六四"的集體活動視為香港民主未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現在，香港的大學行政部門正在懲罰在校園內發表不同意見的學生。通過放棄中立角色、放棄對言論自由的追求，大學已從過去進行政治啟蒙的地方變成了國家監控監管的場所。國殤之柱的拆除和學生會喪失行動能力加在一起，等於實際上鏟除了香港的公民社會。學術和政治自由因它們的被迫缺失而大受影響。

作者指出，香港其他大學的學生會現已陷入兩難境地：繼續對香港的政治發展發聲可能會帶來包括延長監禁的後果。沉默則意味著這些學生組織也許無法再存在下去。面對被關進監獄或馬上被校方開除的危險，許多學生幹部已經辭職，使學生會陷入癱瘓。

中國維穩體制下的人工智慧發展

《端傳媒》發表文章《人工智慧爭霸前夜：中國影片監控行業是如何崛起的》，作者黃靖洋指出，中國監控行業的崛起以及後續AI的發展來自內部安全政治的驅動。採購的需求起初源於中國各級政府公共安全和維穩的需要。正是政府對安防設備的大規模採購，激勵了某些國內企業對開發最先進的監控和犯罪預防技術進行戰略投資。數據說明了在"平安城市"（Safe City）與"智慧城市"（Smart City）建設中，中國政府採購對監控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例如，IHS的報告認為，政府採購佔中國監控設備企業產值的近60%。每年的中國安防產業報告也顯示，平安城市、智慧交通和智慧型建築構成了主要的細分市場，其次分別是文化、教育和衞生以及金融部門。除了智慧型建築一般由私人開發商支付外，其他門類的消費者主要是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如此估算來自於財政購買的市場份額每年可達70%以上。一份基於政府採購合同的報告顯示，從2004年到2020年，公安機關佔政府系統採購量的65.8%。儘管近年來宏觀經濟增速下降，但十多年來，中國安防企業的產值每年都有兩位數的增長。

文章說，中國政府對各類監控系統的持續投資也促使企業不斷提高產品的圖像清晰度、識別靈敏度、數據傳輸速度，並開始配備影片結構化分析、人群追蹤和人像識別技術。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將公共監控項目從大城市延伸到縣城甚至鄉村。中國政府對攝影頭升級要求非常快，在標清攝影頭安裝結束後，很多城市政府就開始佈局高清攝影頭和配備AI技術的監控系統。僅僅數年前的電子監控基礎設施很快就面臨更新。政府安全議程與企業創新戰略的融合，加速了中國企業的能力，實現了比其他國家技術上更快的代際更新。尤其在模擬技術向數字網路技術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監控產業較海外競爭者率先實現了產品的換代升級。隨著世界各國智慧城市建設的拓展，這些廠商憑借積累的技術能力，不僅適應了中國政府的建設要求，更形成了全球競爭優勢。

拜登的"安全護欄"攔住了中共的侵蝕嗎？

台灣《新新聞》發表文章《習近平終於對限武談判鬆口了》，作者黎蝸藤認為，拜登上任不久，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就提出了美中關係CC，即新型"競合敵關係"──該競爭就競爭、該合作就合作、該敵對就敵對。中國的思路則相反，美中能否合作，要和美中關係的總體掛鉤，美國不能打壓中國，一面又來談合作。這兩種思路的衝突是前一陣美中關係僵持的重要原因。但從這幾次雙方高層會面看，中國已不情願地接受了美國思路。按照中國的說法，美國挑戰中國的底線線從未停止，然而中國也開始肯與美國合作──氣候大會上的合作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就在這次標誌中美關係和緩的拜習視訊會議後，美國又開始討論外交抵制中國冬奧，也明確支持立陶宛讓台灣駐立陶宛辦事處更名。顯然，美國對中國的對抗並沒有因美中合作而停止。

作者認為，拜登政府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等於任中共為所欲為，建立"安全護欄"（guardrails）即是對應的策略。安全護欄有兩層意思。在字面意思著眼於安全領域，即如拜登所言，確保美中兩國保持溝通，以便競爭不能演變成衝突。但我們或許更應看重其字面下的意思，即在建立一道中共勢力不能超越的護欄，把中共勢力關在護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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