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對戰爭過去「沒有共識」

（德國之聲中文網）二戰結束70年，日本仍受到中韓等鄰國的指責，認為東京沒有誠懇接受戰爭過去並悔罪。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修改日本戰後和平憲法的解釋，併發出更為民族主義的聲調。不過，他也表示將在今年二戰結束70周年紀念日之際，發表聲明表達對日本行為的悔意。

德國總理梅克爾3月訪日時，借德國自身經歷提醒日本直面戰爭過去。但梅克爾也提醒鄰國為實現和解作出自身努力。

中國政府今年9月將舉行大規模閱兵式，正式紀念"抗戰勝利日"。

據報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邀請安倍晉三參加紀念活動。但後者是否出席尚不明確。

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美國人權與新聞學教授、《戰後零年》（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一書的作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分析日本對二戰觀點兩極化的原因。

您認為，德國與日本面對戰爭過去有何不同？

主要的不同在於，在德國，對於過去有基本的共識：只有新納粹才仍為第三帝國辯護。在日本沒有這樣的共識。

甚至首相（安倍晉三）也持右翼民族主義者的修正主義觀點，即日本在亞洲的戰爭並非完全是可恥的，以及中國的宣傳和日本左翼有意誇大了諸如1937年南京大屠殺的戰時暴行。

為什麼對二戰歷史的觀點兩極化，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的戰爭史與德國並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日本沒有希特勒，甚至沒有納粹黨。日本帝國與在亞洲的西方帝國主義強國打了一場戰爭。

日本在中國和東南亞的暴行是野蠻的，但並不屬於系統性滅絕運動的一部分，如猶太人大屠殺。日本軍隊殺害許多無辜平民，但並非出於意識形態原因而認為必須滅絕整個民族。

日本歷史兩極化觀點的政治原因追溯至1945年。納粹政權被指責為歐洲戰爭負責，日本的戰爭則被指責是"軍國主義"和"武士道文化"造成的。1946年，美國為日本制定一部和平憲法，放棄使用武力。

日本左翼及大部分公眾認為這是日本為戰爭罪行所應付出的必要代價而予以接受。民族主義右翼則稱日本戰爭沒有特別糟糕、或者不同尋常之處，因此持歷史修正主義觀點，希望修改和平憲法。簡而言之，歷史已成為圍繞日本戰後憲法秩序的辯論的一部分。

日本保守派政客反復否認二戰期間"慰安婦"的存在，淡化南京大屠殺，參拜靖國神社而引發地區憤怒。這些行為為何未在日本引發較大規模的公眾憤慨？

日本公眾有憤慨。但右翼民族主義主要的反對者來自左翼。過去，左翼在左中翼媒體、大學和工會有很強的影響力。

但與世界各地一樣，過去數十年來，左翼的聲音大為減弱。左翼《朝日新聞》的讀者群體迅速萎縮。大學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也大不如前。結果是，右翼修正主義力量增加。

廣島和長崎被投擲原子彈後，日本人感到，他們不單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您認為，這一觀點對日本人歷史觀的形成是否有影響？

肯定有影響。但原子彈被廣泛認為是對日本在戰爭中對他國行為的懲罰。這一感覺如今可能有所減弱。與德國相似，在日本，為一場自己並不記得、甚至也並不大瞭解的戰爭有負疚感、甚至要為之負責，這有時令日本年輕人反感。

您認為，日本和日本社會應如何面對戰爭罪責一事？誰可以啟動這一進程？

日本教育應誠實面對戰爭過去，從高中起，在此方面應有更多作為。遺憾的是，這會受到抗拒，因現政府希望推廣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加強民族自豪感，而不是反省國家黑暗的過去。而日本的批判歷史學受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嚴重影響，這令修正主義如今更容易得手。

在歐洲，戰後的德國啟動許多項目，諸如學校交流和友好城市，以帶來與受戰爭影響的國家的和解。您認為這樣的項目能否在日本發揮作用？

這樣的項目可能發揮作用，而且毫無疑問在日本也存在，只不過比歐洲的規模要小。但這樣的項目要成功需要雙方的努力。中韓必須願意接受，而事實情況並非總是如此。此外，與中國進行公開對話並不容易，因為無論是歷史事件還是當代政治，觀點都受到嚴格控制。因此，是的，日本或許應當有更多作為來促成和解，但它無法單邊去做。

日本天皇在這一進程中應扮演怎樣的角色？

天皇能做的不多。他的工作就是不引起爭議。但實際上，前任及現任天皇都明確表示，日本應反思戰爭、紀念日本過往所為的受害者。從這一角度來看，天皇的立場比首相偏左。

中國邀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加二戰結束70周年紀念活動。您認為安倍晉三應當參加嗎？為什麼？

是的，我認為安倍晉三應當參加。任何和解的機會都應當抓住。不參加只會延續雙方之間敵意的氣氛，既不利於中國，也不利於日本。

德國對過去有很多反思，並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納粹主義。儘管如此，將德國與納粹進行比較，特別是再目前歐元危機之際，仍經常出現。這是否意味著夥伴國尚未完全信服德國已經克服了過去？

我不認為有多少歐洲人真的相信當今的德國與納粹有何干係。在希臘當然有這樣的辭令出現，但那是由於對希臘經濟困境的苦澀，而德國被指責負有責任。

德國在歐洲增長的實力的確有可能因各種原因引發反感，特別是如果德國不能明智地發揮這一實力、對其它國家的利益沒有敏感度的話。

這甚至可能導致有關納粹的過激辭令的出現。但我認為，德國已令其它國家信服它已克服過去。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曾撰寫多本著作，包括《罪惡的代價：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1995）、《戰後零年》（2013）等。他是紐約巴德學院人權與新聞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