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醫生被擰在夾具上打磨

醫生們，無論是在醫院裡工作的還是自己開業的，他們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助理醫師，也有越來越多的高級醫師，覺得自己是受剝削的。工作時間，包含大量報酬低微或根本沒有報酬的加班時間，在許多診所成了理所當然的事，同時對病人的身體和生命來說也是一種危險。

而醫院的領導人們認為自己就是犧牲品。也確實如此：醫院受到巨大的節約壓力，如果他們不能以有限的錢來完成義務，醫院診所就面臨關門的危險。醫院被關閉，或者脫離地方或教會的保護傘納入醫院企業集團的麾下，不再是不可思議的事。在節省的壓力下，仍然保留著的醫院裡，床位遭到削減，整個的病區遭到關閉，病人的平均住院時間一年比一年減少。

黃金時代過去了

缺金少銀的政策同樣讓自己開診所的醫生受苦。那自己開業的醫生想不富都難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時。今天，破產之鷲在許多私人診所上空盤旋。雖然，醫生們仍然跟以往一樣在公眾中享受著高度威望，但是，醫院和診所裡的實際生活卻是摧心的。前景是無望的。

此外，問題不僅涉及醫院裡和私人診所裡醫生們的金融狀況，而且也涉及醫生們的工作。他們不僅要中他們的病人們的疾病做鬥爭，而且還不時要至少同樣艱苦卓絕地跟官僚主義的繁瑣規定搏鬥。

醫生流往境外

這就造成了：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年輕醫生告別我們的國家，到其它歐洲國家或美國去享受明顯好得多的工作條件，另一方面，仍然把他們的職業未來設定在德國的許多人，本周為了抗議，關閉他們的診所，周三走上柏林街頭。

醫生們覺得自己被夾在了一個夾具裡，一面是病人們的期望，另一面是政策規定的節約措施。這個早已在運行的發展過程的終端將是醫療服務的定量分配。衞生部長、各政黨和醫療保險機構向居民許諾的事，醫院和診所的醫生們越來越難以做到。這是把醫生們逼上街頭去遊行的原因所在。

錯誤的框架條件

儘管德國的醫療運作從外部像是處於政治家們的野蠻操控之下，實際上並不是這麼回事，而是框架條件發生了對這個行業來說劇烈的負向變化。多年來，有社會保障（包括醫療保險）義務的就業者不斷地減少著，結果是，醫療保險機構的保險金收入大部下降，至少停滯。

而與此相對應的是醫療上的進步，它一方面使平均壽命不斷得到延長，同時帶來巨大的費用。再加上人口學上的發展趨勢：不久後，德國就業年齡的人口將開始下降，國內的老年人人數將劇烈上升。這意味著醫療保險機構的收入變得更少，而對醫療保護的要求變得更高。

病人面對更大的負擔

且完全撇開醫生的收入情況不論，這意味著：德國和其它工業國內的醫療業面臨一個巨大的挑戰。假如病人要獲得最好的治療，開支的大大上升是不可避免的，這意味著醫療保險費也將大大上漲。而對於要承擔一半醫療保險費用的企業們來說，這種事情恰恰是不應該發生，不應該落到他們頭上的。因為增加企業負擔也意味著拖經濟的後腿。

前景是看得見的：落到病人們頭上的負擔將加重，以附加保險費或補充支付金的形式。或者，就是採取醫療服務定量分配的方向。政治家們的任務是，向公民們解釋清楚，並比如說承擔定量分配的責任。醫生們反對政治家們作出資金上無法填補或者需要醫療業內來承擔的承諾，就這點而言，醫生們的抗議是有道理的。

（Karl Zawadz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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