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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中國人滯留台灣機場進入第四個月

羅法(發自台北)
2019年1月25日

兩位據稱持有聯合國難民身份證的中國籍人士,來台灣尋求政治庇護,卻在機場滯留將近四個月。兩岸關係以及台灣難民法的困境,讓他們遲遲無法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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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ischer Asylbewerber, Yan Ke-fen und Liu Xin-Lian
滯留在桃園機場的顏克芬跟劉興聯圖片來源: DW/L. Xin-Lian

(德國之聲中文網) 顏克芬跟劉興聯滯留在桃園機場第一航廈二樓,邁入第四個月。

這兩位中國籍的旅客聲稱自己是難民,也持有聯合國難民署核發的難民證。 他們在泰國曼谷前往北京的途中,趁著在台灣桃園機場轉機的時候,向台灣政府尋求政治庇護。

顏克芬說,長期處在低溫空調的室內,讓身體受寒,經常性的感冒。 晚上在沙發睡袋睡覺,睡眠品質不佳:「沒有整覺,都是囫圇覺。 」

顏克芬於1月25日投書蘋果日報文章中說,說自己2014年被羈押在北京看守所時,曾經被安置在14度的冷氣房,還被審訊的人澆茶水,因此患上鼻炎。 如今長時間待在機場,舊病又復發。

另外,他的夥伴劉興聯曾被審訊人士餵食大量不知名藥物,因此患上高血壓與糖尿病。 雖然病情穩定下來,晚上仍然常常咳嗽,難以入眠。

Schlafsack als Bett auf ein Sofa
顏克芬說,晚上在沙發睡袋睡覺睡眠品質不佳圖片來源: DW/L. Xin-Lian

「我們也是很唐突跑到台灣來,給他們(台灣政府)工作造成一些不方便感到深深的歉意。 另一方面他們也給我們帶來很多的人道主義的幫助。 」顏克芬說,入冬之後,政府相關單位有給他們一些保暖衣物、馬甲(羽絨衣)等禦寒,也有給他們睡袋,讓他們在沙發上睡覺時能舒適一些。

「只是我們沒有想到台灣是個法治社會,因為沒有通過難民法,方方面面阻力比較大,尤其在台海局勢很複雜的情況下。 」顏克芬說,他能理解現在台海局勢複雜,許多人會對他們的身份有不同看法。

難民法的兩難

在2016年,台灣就已經有立法委員把《難民法》帶到院會討論,一讀已經通過,內政委員會的審查也通過,但是至今三年過去,仍然遲遲無法排入二三讀的議程,法案也就無法遲遲無法通過。

深度參與人權議題的立法委員尤美女受訪時表示,一個法案是否排入議程,要由黨團跟行政院共同協商,因為時間有限,每個會期能通過的法案也有限。 至於難民法今年是否有機會排入議程,「還需要由黨團去決定」。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伊翎表示,因為沒有可以依循的法律,就算是國際認定的難民進來台灣,不論是申請政治庇護或是短暫停留,都必須由政府相關單位當作個案處理。 又因為缺乏審查機制,對於一個尋求庇護者是否有犯罪疑慮、有沒有可能是間諜,都需要民間團體出面做擔保。 甚至是生活起居的費用、前往第三國的費用,也由民間團體承擔。

邱伊翎說:「今天這兩位就是因為沒有人認識他們,所以變成是沒有人敢做這樣的擔保。」她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講說,要有一個難民法跟一個審查機制,否則一個人來到台灣是否能得到處置,就變成說是有認識的人他就幸運、沒有認識的人他就很倒楣。 」

前例已飛抵美國

去年五月,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曾經為中國維權人士黃燕做擔保,協助黃燕入境。 在台灣境內滯留8個月之後,該聯盟向德國之聲證實,黃燕已經在台北時間1月25日中午12時左右抵達洛杉磯。

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楊憲宏接受德國之聲採訪,也證實他們在黃燕來到台灣之前,就已經有跟黃燕聯絡過。 他說:「現在最大宗的政治難民是在中國。 問題是現在中國出來的難民真真假假,很難判斷。」

他認為中共是有計劃性的在製造「假難民」。 為了避免接應到「假難民」,聯盟有設置一些接應點,如果不是通過這些路徑進入台灣,「假難民」的嫌疑就會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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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楊憲宏表示,通常台灣政府會承認聯合國難民署(UNHCR)驗證,但是當記者問到為何顏克芬、劉興聯二人都持有聯合國難民身份證,卻仍然無法入境台灣時,這位理事長表示:「我們沒有辦法判斷這次我們的政府是怎麼去做判斷。 它不屬於我們原來就知道的狀況,所以這個事情我們就尊重我們政府的判斷。 」

這正好呼應了台權會邱伊翎的說法。

政府方面,移民署轉發給記者的制式聲明中,並未回答將來會如何處置兩位中國籍人士。

陸委會發言人邱垂正受訪時表示:「我們官方不管是移民署還是陸委會都在研擬各種方案,包括您看到的,透過民間團體邀請他來做專業交流合法入境,等待送往第三國去短期安置等,都還在研擬當中。」邱垂正也同意難民法若通過,對處理個案會有幫助。

針對台灣人擔憂中國可能讓間諜以難民的名義進入台灣,台權會秘書長邱伊翎認為,與其每次都讓相關單位用個案處理,不如建立明確的審查機制,對尋求庇護的人所提交的證據進行讓審查委員會進行正式查證。 就算法律通過可能會讓更多人來台灣尋求庇護,也可以用法律規定台灣可以容納的難民數上限。

邱伊翎說:「事實上我們中華民國在七零年代的時候,就已經曾經受理過四千多名的越南船民。 那為什麼現在是二零一九年的台灣,卻沒有辦法建立起審查程序跟處理機制? 我們的經濟狀況有比七零年代糟嗎,糟到連一個這樣的個案都沒有辦法處理?」

顏克芬說,當初參與公盟,參與新公民運動,2013年逃出來的時候,前後流亡了一年多,才再回到北京。 回去之後一度入獄,關了三十多天,因為案件結案,取保候審就出來了。 但是,後來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顏克芬在北京做響應,又聽聞當局要大規模抓捕,就又跑到泰國。

「我在泰國一個診所打黑工,就有華人帶著泰國的警察來搜查,把我們三個員工都抓到警察局去了。 警署的人明確說就是要抓我嘛。 連診所都沒辦法待了。」他說,咳嗽了幾聲:「搞得當時非常緊張。 吃飯睡覺都不正常。 腦子上面頭髮一綹一綹的往下掉。」

他後來跟在泰北的劉興聯取得聯繫後,就來到了台灣。 現在他住在桃園機場,頭髮長回來了,但活動空間也就桃園機場管制區的一個走廊,每天只能從這邊走到那邊,那頭走到這頭。 能用手機,也能投稿給報章媒體,只是,不知道多久才能曬到太陽。